包容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智慧，浓缩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的精华，是东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思想范式。

在中国，《周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是顺着天的，君子效法地，增厚美德，包容万物，这是中国文化中包容意识的深刻表达。《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尚书·君陈》说“有容，德乃大”，《论语·子路》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等等，与中国古人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样，也都处处散发出宽厚包容的精神。

在西方，“包容”在希腊语中有“紧紧遮蔽”、“以遮掩来保护”、“维持”、“支持”的意思。14世纪，“包容”一词就在法语里出现，本义是指对于某种自己不赞成的事物，出于宽厚、忍耐而表示容许、容忍，并不加以禁止、阻碍或苛求。《布莱克维尤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包容”的解释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包容是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属性”。

在当代，1997 年，印度学者克里斯南基于印度实践提出包容式创新概念。2007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2007年10月世界银行发表《释放印度的创新：迈向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报告，“包容性”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将“包容性发展”理念纳入未来发展思路，倡导包容性发展，增强内生动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发展理念。

狭义的包容性发展包括发展主体的全民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过程的公平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等要求。广义的包容性发展则主要包括：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各种文明的互相激荡、兼容并蓄；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等。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包容性发展，其背后支撑都是包容型文化理念。

在文化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国际文书中形成了一系列与包容相关的理念。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宣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必须予以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自己的文化，而所有文化构成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鉴于全球化和世界网络的兴起，1995年《关于宽容的原则宣言》则重新提出了“接受我们的差异”的问题。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在互信和互谅的气氛中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与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保障”之一。

包容对人类发展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文化的广泛存在，及其相关的文化模式、追求目标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特别是不同团体、群体或民族的集体记忆及价值观的差异的客观存在。即使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些异质性特征都没有因为经济和技术的强大力量而被同质化趋势消解，反而在层出不穷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凸显得更加明显。只有包容的精神及其思维方式，才是解开文化异质性死结的不二法门。

另一方面，包容精神的存亡与文化本身的兴衰休戚相关。如中国文化强盛之时总是充盈着包容精神，先秦两汉与大唐盛世莫不如此。但当这种精神被遮蔽时，文化的力量就会随之散失。学者韩冬雪就认为，“宋元以来政治领域专制主义的成熟乃至趋于极致，逐渐侵蚀了包容型文化的根基，而代之以绝对主义的色彩。如果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还只是专制主义在统治思想方面一元化的滥觞，而其后的千余年间统治阶级并未在文化领域的专制上表现出太强的积极意愿的话，那么随着宋代理学的盛行及其影响遍及整个汉字文化圈，整个政治体系对于多元文化的容忍度则确实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断降低。当封建专制主义迎来明清时代的历史最高峰时，也使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受到了最严重的抑制，文化体系与时俱进的活力最为萎靡，同时也是整个华夏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之时。”

包容型文化是一种具有包容心态和性格的文化，其最基本内涵是认同不同的文化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地位，这种文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更有厚德载物的襟怀。在文化心态上，既表现为对各种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表现为对人和事都没有排外意识，也表现为包容有差异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它永远不只主张一种东西存在，而排斥其他东西。我们会看到，历史上某些时候，不明智的统治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甚至是摧毁性的方式只允许一种文化行为存在，而将其他的文化都置于扼杀之列，这等同于政治上的专制暴君和战争中格杀勿论的鲁莽武夫，是非常愚蠢的。

包容型文化的关键词包括：开放、宽容、多样性和对话，这四种要素在包容型文化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1 包容型文化与开放是天然盟友

一方面，开放的观念，开放的社会，开放的资源、要素、人才市场可以不断凝聚文化的能量；另一方面，开放的城市品格和良好的开放心态，可以为观念、文化、技术的交流提供自由的空间。开放的思想加上开放的市场和开放的社会，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保持始终胜人一筹的智慧。奥巴马之所以自豪地称美国是“一个仅被自己想象力的边际限制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的开放性，开放使美国能够汇集全世界各种族的聪明才智，形成集体力量，这是一种典型的包容性力量。

实际上，只有真正具有开放心态，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才能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才能影响和塑造出具有宽容意识的国民或市民。开放的心态拒斥狭隘的地方主义，反对固守传统，不会崇拜历史积淀，使整个城市具有超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善于接纳各种外来文明，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各种文化、各种人群都能在一个具有良好开放心态和文化亲和力的城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天地，开放和亲和力打造出的不会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文化，而是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

2 包容型文化具有良好的宽容意识

宽容是一个几乎可以与包容相等同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论宽容》一书中对宽容的解释是：“（1）对他者的开放和好奇；（2）愿意倾听和学习；（3）在这个光谱的更远处存在一种对差异的热情支持；（4）如果差别被看作在文化形式上代表了上帝的创造和自然界的伟大和多样性，这是审美认同；（5）如果差别被看作人类繁荣的必要条件，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论证的那样，这是功能性认同。”

宽容既表现为对各种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表现为没有排外意识，不打压观念上的新奇，不歧视生活方式上的独特，容忍和鼓励怀疑、批判、求异、创新等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在创新的层面上，包容型文化特别表现为对失败的宽容。伏尔泰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对宽容的最精到的表达。

文化宽容的程度在相当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水平。人类并不能时时做到宽容，如房龙所言：“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认为，不宽容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定型观念的普遍存在。“定型观念是一个团体划分‘异’己的方式，而且含蓄地肯定了自己的优越性。定型观念带来的危险是对话可能触及差异就骤然停止，而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不宽容。”

3 包容型文化坚定承认文化的多样性

包容型文化的存在以承认差异为前提。文化之间确有差异，正因为有了差异，才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差异的直接结果就是多样性的新生。理查·威尔克在《学会在贝里兹本地化：共同差异的全球系统》一文中就说过：“这个崭新的全球文化系统促使差异的发生而不是压制它……全球化的结构，组织了所有的差异性，而不是在世界各地复制出整齐划一的事物。”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分析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时认为，“由于内外文化的多样性，美国才真正做到了自我更新”，文化的多样性成为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得以推广的巨大引擎。他感叹道：“美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不单单是一个州，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至少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多样性，也没有哪个国家——甚至欧盟27国也不能在这一点上宣称自己代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民族。这一点最终解释了美国创意产业在文化与娱乐、主流与小众方面对世界的主宰，一种呈上升趋势的主宰。”

文化因多元而可爱，不因单一而高贵，尊重文化的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让想象力和智慧充分迸发。多样性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测量，根据弗罗里达的研究，同性恋人数指标、波西米亚人数指标、熔炉指标、多元组成指标等共同构成多样性指标。多样性有利于智慧的凝聚和成长，可以提高一个城市创造和吸引智慧的能力。一个城市的文化越具有多样性，对知识、创意和人才就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形成智慧、创新、城市与人之间的良性循环。

正是因为对差异和多样性的承认，包容型文化也是一种具有混杂特征的文化。混杂性融合不同的文化，以新形成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并不断创造出不稳定的文化形态，即异质的、不连续的、革命性的文化形态。混杂性在文化流动中实现智慧的凝聚、碰撞与新生。在当代文化实践中，混杂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或模式持续存在并发挥着影响。如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解读《纽约客》时说：“它代表着‘交叉’（类型的混合），悉心地破解着‘主流’文化，它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论及精英文化或者高品位的文化，在这里被称做‘雅文化’。在这座位于时代广场的大厦中，我们的确处在美国文化模式的十字路口，艺术与娱乐混合在一起，文化与商业的边界趋于模糊，风格类型的混合成为规范。”

4 包容型文化主张和重视文化间对话

包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种文化共存的过程，而是各种文化在好奇、倾听和对话中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乃至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过程。

埃伯哈德在《通过文化间对话重新发现教育》一文中，将能够倾听、对话和好奇视为跨文化的基本能力，其中，好奇是“一种被差异触动的能力”，是一种“主动开放”，是一种“持续不断地发现”，“承认他人不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真空，而是需要去发现的宝库”。倾听是“有体验地产生共鸣”，是“体验另一种文化，接受其他文化的真理”。对话“天生就是发自与他人和我们自己内部的共鸣”。

关于文化间的对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指出三层具有指引作用的意思：

第一，（1）“一切文化间对话应当依据的前提是，所有文化都是——而且始终都是——处于不断演变之中，而且是整个历史上外部和内部多重影响的结果。”这就是说，文化的流动性是文化之间可以对话的依据。（2）“决定不同文化间对话成功与否的与其说是对他人的了解，不如说是灵活的认知、共鸣、减少焦虑和在不同参照体系之间转换的能力。”这就是说，相互理解的能力决定文化间对话的成功率。（3）“我们不再以固定和单方面的方式来感知他人时，真实对话的潜力就会显著增加：我们将开创从仅仅是固定立场之间的妥协，转向在新发现的共同点上实现相互充实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重“求同”，淡“存异”，可以扩大文化间对话的空间，开拓更广阔的对话前景。

人类文明演进到当下，现代化、全球化的天下大势，在基于文化认同的地缘政治冲突中仍然显得十分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包容型文化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尤其显得珍贵。

当然，包容固然特别重要，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也不是无限度地都去包容。

第二，包容并不是简单地和平共处，一切都好。在整个文化生态之中，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施肥浇水，让它发扬光大，而有些东西必须进行抑制，予以摒弃。如极端思想，包括历史上十字军东征那样恶劣的、打着文化和信仰的旗号对别人进行征伐；还有如中国古代的以活人殉葬的文化，以及其他那些以杀人为乐的文化，等等。那些肆无忌惮的东西，必须摒弃，否则就违背人类的良知和公理。包容是有限度的，必须以人类的良知和公理为基本依据。

第三，即使是在包容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社会文化体系的构成中是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的。从整个文化生态来讲，有各个方面的问题，各个方面的东西，应当讲究百花齐放。但是，在一个社会主张什么方面，作为政府、学界，应该强调主流价值观，而不能完全平均地对待。当我们在强调主流价值观时，就在强调一种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它当今的时代特点。主流是变化的，这个世纪是主流，到下个世纪可能就不是了，但是主流的东西恰恰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不一样，经济不一样，社会不一样，政治不一样，文化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说农村城镇化，农村时期强调的东西和城镇化后强调的东西不一样，关键是必须符合时代特征。今天我们强调的主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层面一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在这个主流价值之外，要允许其他东西存在，但允许其他东西存在不等于不强调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