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有新的特区或者自贸区相继成立，这必将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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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应该继续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功能

2016世界经济特区（长白山）发展论坛于近日在吉林省长白山举行。论坛由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部共同主办。论坛共分四个议题进行，包括：（1）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2）中国经济特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的借鉴；（3）新兴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模式与策略；（4）企业家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做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思考》的主题发言，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依据自身专业研究领域，进行了精彩发言和讨论。

大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8年，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创新举措开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窗口和试验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全球诸多处于转型发展期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经济特区在完成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在促进、推动中国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几乎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区本身就是中国奇迹的缩影，中国道路的印证。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应该继续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功能，而且特区也继续将成为中国改变经济版图，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未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有新的特区，或特区的拓展形式——自贸区相继成立，这必将促进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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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战略战术思考

“一带一路”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处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黄孟复在大会演讲中指出，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后金融危机重要的特点是全球化。今年G20会议提出了全球经济需要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寻求各国共同去做，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是符合全球化趋势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标便是实现这种包容性增长的全球化。“一带一路”战略是包容式的、开放式的、多元式的，是进一步实现全球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高尚全认为，在国际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突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体系，通过对南亚、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贸易发展洼地的开发，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新的世界格局。在国内方面， “一带一路”战略国内部分显然将带动长期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的产能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产能找到了新的出口，南亚和中亚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需要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中共中央政研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建设“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战略，应该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与量力而行、服务国内、切忌盲从、每战必胜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应把东南亚地区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抓紧泛亚铁路中线建设，把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与中南半岛直接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应当把经济效益放在突出地位，重视选择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的项目进行优先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应重视、寻找国外有经验的跨国公司和当地公司作为合作伙伴；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以资本输出带动建筑材料、零部件、工程机械和劳务出口。

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陶一桃教授认为，从根本上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论对中国还是沿线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于资本，制度重于技术的非经济问题。相对于资本与技术而言，来自于制度-文化的约束，既是最软的约束，也是最坚硬的约束，从而也是最根本的约束。实际上，是共同的规则和价值，界定着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或共同体及其个人的选择行为。而在一个社会或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并已经成形的非正式制度，不仅是制度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跨越制度-文化约束，建立一个富有包容性的可操作的制度-文化认知体系，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掷地有声地实施，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逻辑上来讲，都是一种应该先行的策略与智慧考量。

澳大利亚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东亚论坛》副主编Andrew Elek介绍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愿景、开端和挑战。他认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将众多的亚洲、欧洲国家连接起来并延伸至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其涵盖范围广大、作用不可估量；实现这一战略，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不断投入上万亿的资金；如果这一战略可以有效的实现，必将深度整合这些区域内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其次，这一战略在中国的带领下，已经有了强力的开端。

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副院长、原总统文化顾问尤里·莱博特夫（Yury Laptev）认为，“一带一路”这个名字完全契合了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长久以来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进程中，两个民族的命运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他从中俄两国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交流历史入手，认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的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民间文化交流，才是能够引领人民走向公正、友爱、和平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提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四大两难问题，一是增长速度快速下滑与保增长的“小心拿捏”；二是劳动工资上涨对企业成本的推动（就业与效益）；三是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四是人民币升值和贬值问题。其次，郑红亮教授就学界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若干讨论进行了回顾并做了总结，供给侧改革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一个重头戏，是我们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抓手，需要及时推进并坚定、持续地落实。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两难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制度供给，而后者又必须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来加以实现。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认为，旅游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全球战略在旅游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国际融合，《远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加强旅游合作、提高旅游便利化、推进旅游文化合作、扩大旅游开发开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初稿已经完成，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重要组成。

深圳市委党校校务委员袁晓江教授认为， “一带一路”具有鲜明的差异性特征，存在地理遥远、文化差异、发展差异等。差异性是互补性的前提，差异性越大互补性越大。袁晓江提出，参与“一带一路”应充分认识差异性与互补性，在差异中找准定位，在差异中发挥优势，在互补中实现共赢。各个国家具有差异化的比较优势、基础设施、发展阶段、发展需求，同时要坚持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市场导向、企业主体、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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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黄孟复在大会演讲中认为，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关键性的一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经济特区的实施，特区不是简单赚取更多的钱，特区里有很多的思想和理念在试行，特区把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到了极致，充分发挥了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和改革优势，从局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向西部和北部发展和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国也愿意“一带一路”为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提供经验。

非洲开发银行战略与业务政策主任Kapil Kapoor介绍分析了非洲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着重介绍了非洲开发银行的架构、持续建立和发展SEZ的目标，特别强调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实现非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他指出目前非洲经济发展的现状用两个词总结就是：不平衡与不充足。这两方面给非洲带来在基建、营商环境、小市场区域整合以及就业歧视和食物营养等方面的挑战。

俄罗斯南部联邦区经济促进会副主席格卢沙科夫·伊戈尔（Glushakov Igor）介绍了为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俄罗斯南部联邦区经济促进协会于两年前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代表处，深圳代表处可以说是一带一路上的关键节点之一。深圳大学经济学者研究的经济特区经验，通过了深圳的实践验证，是有可能将这一经验运用到俄罗斯南部的特定区域。

南南合作金融中心总干事吴忠，就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主要工作也进行介绍，他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对外合作中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投资，还应重视产业投资；中国在“一带一路”对外合作中要重视共同的利益驱动，重视理念认同、文化融合，重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提升进而为“一带一路”提供服务。

对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机遇和挑战，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学院Bali Ram Deepak 教授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Avijit Banerjee认为，应该加深两国在基建沟通方面间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一带一路”中印协商机制，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和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两国共同应对多边机制上的合作，寻求中印共同参与并制定世界新经济与政治秩序。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可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克服效应比较劣势；经济体间合作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双赢或多赢的合作模式；合作的动力在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合作的内容包括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过程需要有效的模式和规则制定。(记者 周国和 通讯员 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