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圳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最早使用创新驱动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提出来的是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明确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驱动力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当国内其他城市开始注重培育创新驱动力时，深圳的创新实践早已成果显著了。深圳早在1994年就将高新技术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并率先提出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深圳区别于全国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未来科技创新将借助深圳在创新政策、创新产业、创新体系方面的优势，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驱动力量。

（一）创新实践三部曲

1985-1992年：经济快速起步飞速发展阶段，工业生产创新活动涌现。1985年深圳与中科院联手创办了我国大陆第一个科技工业园，起步阶段以外来企业为主导，旨在引进外资、技术、管理人才等，当时入驻的知名企业有希捷、康柏、富士康等，深圳从此步入工业快速发展通道。

1993-2001年：产业结构由“三来一补”加工业向科技行业转变，创新成果涌现。1993年6月，深圳承办了广东省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场会，直接推动了深圳市政府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大批科技人员南下创业，深圳的民营科技企业队伍得到飞速发展。如今知名的企业如比亚迪、迈瑞、腾讯等企业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2002-2015年：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创新优势显著。2002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当国内其他城市正在努力推动地方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深圳的产业结构已经完成，华丽转身了。产业结构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业逐步向其他地区转型，或者就地转行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深圳四大支出产业。2008年深圳本土高科技产值超过外资，成为深圳自主创新的标志性事件。

（二）经济增长正在转向创新内生动力

考察经济系统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对于深圳经济成功的秘笈可以总结出很多规律，但归根到底在于深圳自身所具备的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可以分解为五个主要生产要素条件，即内资和外资流入推动投资高速增长形成的“资本红利”；人口和劳动力流入带来的“人口红利”；FDI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带来的“对外开放红利”；“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形成的“科技红利”；“先行先试”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精神带来的“制度红利”。这些因素是深圳经济奇迹产生的基石，共同构建了深圳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

通过分析深圳经济增长的各要素贡献度，可以看出过去30余年，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消彼长，呈现动态变化。根据深圳经济增长的要素特征，也可以把深圳的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一阶段，深圳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数量增长拉动，属于典型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4年。199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大于资本积累的贡献，显示深圳逐步结束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内涵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了资本和劳动力贡献之和，显示深圳经济增长已经结束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阶段，进入主要依靠经济运行质量提升来发展经济的新时期。与深圳创新实践三部曲大致时间界限对比，深圳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时间上基本吻合，经济系统中，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此消彼长，呈现动态变换，目前创新正在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二、深圳经济增长的创新要素分析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系统中，资本和劳动属于实物型生产要素投入，而科技因素、制度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不能具体化为特定的要素投入，但却可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通常将难以标准化量化的科技、制度以及对外开放、文化等因素纳入创新实践分析框架下，通过各种数据替代、处理，形成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按照创新活动的载体，笔者将深圳的创新主要归类为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大类，它们对深圳经济增长的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一）科技创新是深圳经济奇迹的特色优势

深圳具有“四个90%”的特殊科研体制，R&D投入和专利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贡献。

1.深圳科技创新特征

科技创新意识超前。特区城市建立之初，为加快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经济增长模式较为粗放，呈现高积累、要素高投入特征。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步暴露，深圳为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由于较早认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使得科技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大大高于其他城市。

投入高，成果多。作为全国首个创新型城市，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居全国城市首位，201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世界上只有韩国和以色列超过4%。从创新成果产出来看，2015年深圳市提交的中国专利申请8.5万件左右，同比增长了10%以上，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最为关键的是深圳专利技术发明成果90%来自于企业，而非高校和科研院所。这种创新成果更贴近市场，对经济增长产生效应更加显著。深圳经济增长的创新特征明显是由成千上万的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企业行为汇聚而成的。

科研体制独具特色。一般来说，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多的城市创新实力更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但是深圳自建市之初，其创新实践活动主要由企业主导和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正是深圳独具的科研体制。目前深圳已经形成以“四个90%”为特征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即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成果出自于企业。正是这种独特的科研体制，成就了深圳创新的“神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2015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位排名行业当中，深圳拥有五家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腾讯、比亚迪）。可见，深圳正在成长着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巨人”，这些知名企业也正在承担着引领深圳经济走向创新驱动。

2.科技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过模型测算，可以得出科技创新对深圳和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发现：

第一，深圳科技创新对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拉动了深圳16.2%的经济增长，而全国仅有大约4.9%的经济增长是由于科技创新带动的。这表明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近年来科技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从全国的大趋势来看，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我国R&D经费1978年为52.9亿元，2013年达到11906亿元，增长223倍，R&D经费占GDP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已经超过2%。一般认为，研发经费占GDP不到1％的国家，缺乏创新能力；在1%到2%之间，会有所作为；大于2%，创新能力比较强。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当前我国企业研发能力明显增强。

比较全国，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得更好，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81年的2.5%攀升到2013年的37.6%，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增长靠科技拉动。回顾历史数据，可以看出科技创新的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有三次较大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技贡献率的提升是因为深圳由轻工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21世纪初科技贡献的提升是因为“用工荒”的出现和低附加值产业的进一步外迁，而近几年科技贡献的提升则说明深圳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方面取得了切实成效。

（二）体制创新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先行优势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给予深圳大量特殊政策，使深圳获得体制优势，此后以敢闯敢试为突出优点的深圳人在体制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1.深圳的体制创新特征

“先行先试”的政治优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但我国经济改革具有强力政府干预和国家指导特色。当前已经形成一种共识，我国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对经济运行低效率障碍逐步清除。转型期的区域发展差异与地方政府和当地形成的特有的改革家精神密切相关，当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更高层政府领导的权威性讲话、指示或者文件，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的影响力更胜于一般性的制度安排。而这种非常规的“政治优势”往往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一种“路径依赖”，形成良性循环。正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干预下，深圳经济特区获得了“先行先试”的政治优势，真正“特”了起来。深圳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种形象定位又进一步帮助深圳克服了大量体制障碍，节约了大量改革成本，获得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和改革机会。这种体制优势使得深圳较之其他城市，特别是内陆省份，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

移民文化带有的创新文化特征。一般来说，地方文化包容性更强，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环境更具活力。深圳外来人口占绝对比重的特性使得深圳文化带有非常显著的“流动性”特征，可以说深圳作为特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各地移民在深圳创业的历史，谱写的是一部“流动文化”相互交融、变异和不断获得新生力量和内涵的历史。深圳新移民地域构成的广泛性和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使得深圳的“移民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平等地对待“外来人”，宽容地接受一切创新的思想和观念。

全社会的改革精神和学习能力。深圳毗邻港澳，既可以借鉴港澳乃至欧美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具有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政府、企业和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学习能力。改革家的创新知识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效应，不断使创新融入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学习能力和改革（创新）意识已经潜移默化为深圳的一种“社会能力”，形成了强大的制度惯性，推动了深圳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2.体制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过模型测算体制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同全国比较，可以更好的认识深圳经济增长中的体制特征。

首先，体制创新对深圳经济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创新拉动了深圳9.6%的经济增长，而全国仅有大约4.5%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制度创新带动的。这表明体制改革给深圳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实惠。第二，近年来体制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测算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体制创新拉动了深圳9.1%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拉动了11.7%的经济增长，而2000年以来仅贡献了经济增长的8.2%。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体制创新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降低。

三、未来深圳经济增长的创新要素条件分析及实现路径

当前全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切换，增速出现换挡，深圳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关键取决于深圳创新要素条件潜在的变化能否持续支撑经济增长及深圳创新优势能否持续。

（一）科技创新仍是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主引擎

首先，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将有利于释放技术创新的潜力。2014年6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深圳市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明确了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定位——“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和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积极开展激励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努力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开放创新引领区和创新创业生态区”，这意味着深圳在全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将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窗口”的作用，不仅有望在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建设新型科研机构、深港经济科技合作新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而且能够在重大项目安排、政策先行先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得到国家和广东省的积极支持。

其次，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将有利于增强技术创新的动力。随着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孕育发展和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技术变革和产业重构将重塑各地的竞争优势格局，深圳市凭借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已经占据一定有利位势。201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已超过全市GDP比重的三分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未来深圳市继续推进以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若干未来产业组成的梯次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将有助于深圳市把握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上，将未来产业打造成推动深圳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点，为特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再次，创新体系完善将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经过多年发展，深圳市已初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的、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研资介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创新体系。深圳市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大量设立研发机构、大力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并依靠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从经济活动中得到更高的回报。深圳市企业已经进入“高R&D投入—高技术创新—高效益产出”的良性循环。而且，深圳市近几十年来已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成为国内产学研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已成为深圳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技术策源地。未来在深圳市继续支持“四个90%”模式发展，推进产学研创新联盟、省部产学研基地以及“深港创新圈”建设的背景下，创新体系的逐步完善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深圳技术创新的活力。

综合来看，随着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临近，全球技术研发投入增长将逐步进入快车道。在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下，基于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深圳市全社会R&D规模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从相对量角度看，深圳市去年R&D规模占GDP比重已达到4%，不仅显著高于同期全国的2.08%，而且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考虑到深圳研发投入的高基数及一般增长规律，今后一段时期，深圳市R&D规模占GDP比重将相对稳定，维持在4%左右。预计深圳市科技进步将继续保持主引擎作用。

（二）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保障

第一，深圳将继续发挥全国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深圳市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是推动深圳经济实现“深圳速度”和创造“深圳奇迹”的重要因素。尽管30多年来深圳曾一度面临“特区不特”的尴尬，但在今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大背景下，深圳将继续发挥全国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2009年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从国家战略的层面首次明确深圳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深圳特区发展确立了新的定位，提出要“充分发挥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作用”，“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制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允许在攻克改革难题上先行先试，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同年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了《纲要》的定位，提出了深圳“六区四市”的新定位，成为指导深圳新一轮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必然将为新时期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第二，深圳独特的软环境优势将继续推动城市创新发展。除了国家政策倾斜所形成的制度优势外，深圳市在多年发展中形成的独特城市软环境也将成为保障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相对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相比国内其他城市，深圳的市场功能较强，政府较为尊重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力量，这样有利于为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华为、中兴、腾讯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能够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深圳优良的市场环境。二是浓厚的创业氛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就是深圳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加之独特的地缘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深圳浓厚的创业氛围。深圳在2009年还被列入首批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名单。三是较为宽松城市包容性。作为移民城市，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使深圳形成了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形成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而且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下，更容易产生新观念、新思想、新精神，从而为深圳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因此，深圳市外在的政策扶持优势和内在的软环境建设优势将有助于继续发挥制度创新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

综合来看，在外部竞争加剧，深圳已处于较高发展起点的情况下，未来深圳科技创新、对外开放以及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边际改善将有所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有所下降。预计将由“十二五”时期的5.3个百分点，降至“十三五”的4.8个百分点，“十四五”可能继续降至4.4个百分点。但从贡献率角度看，深圳转型发展将进一步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将分别提高至60.4%和63%，创新驱动的特征将更加明显。

（三）继续发挥创新优势，保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实现路径

强化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主导作用，提升源头创新能力。一是加大财税金融政策对创新的扶持力度，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对现阶段深圳创新实践而言，最重要是要支持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获得推动、重大创新成果能尽快实现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能够发挥更大带动作用。二是促进形成多元化的创新投入体系。政府资金投资重在发挥引导作用，重在规范建立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新领域，真正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紧密融合。三是主动衔接国家创新计划，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处设施、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等落户深圳，争取相关试点城市、示范工程、示范项目在深圳实施，鼓励深圳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主动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专项项目研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开发等。

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官产学研资介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一是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作用，集中力量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生命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突破，形成一批高质量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国家技术标准。二是大力扶持各类工程技术中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构建技术转移平台，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制度，整合技术市场中介服务资源，大力发展技术产权交易机构、技术转移中心、科技评估机构等技术市场协作服务体系。

整合区域及全球资源推动创新。一是深化深港科技合作，加强前海与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交流合作，深化与粤西北及周边省份合作，构建功能互补、分工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支持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跨区域研发合作交流。二是重视各种合作机制，探索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想办法吸引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来深设立研发中心或者机构，同时想办法联手国际先进科研机构、外资合资企业攻关国家科研项目。三是鼓励企业和研发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研发服务外包业务，更加支持深圳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力量。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深圳发展再造体制机制红利。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解决权力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编制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和运行流程图，完善委、局、办各自履行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实现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三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放权”为核心，按照“放权、简政、服务”的要求，积极探索“宽入严管”的企业登记管理新体系，完善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成本。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动态评估、管理和调整制度，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四是全面建设责任政府，进一步改进和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五是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加强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行政机关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和部门责任白皮书制度建设。

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打破市场垄断和价格垄断，创造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转型升级的条件。二是进一步转变国资监管、国企改革模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继续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三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继续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产业政策、技术服务、土地利用、环保门槛等方面，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增资扩产、品牌培育和上市融资，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参考文献：

[1] 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 唐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3]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创新报告2014——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彭芳梅，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