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学术史中，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知识体系的学科化、专门化无疑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内容。而作为一门19世纪才有的学科，是自发产生也好，引进舶来也罢，就“扶新业以济世危”这一点而言，其由西方到东方的最初动因，却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严复到康、梁再到早期的留日生群体，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学逐渐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成长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一

如同谈论西方社会思想，其源头须从古希腊说起一般，中国的社会思想，也可远溯到古代的诸子百家。但要论中国社会学思想的产生，却是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而后西学东渐的结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催醒了清王朝的天朝迷梦，闭关自守被迫变成了门户大开。面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强的出路。首先做出回应的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他们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于是发起了引进西洋武器、学习外国军事技术、发展军事工业、推进国防近代化的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战败，宣告了从器物层图自强的失败。“西方和新兴日本的力量显然不只是军事技术问题，也许甚至是超出了直接与军事考虑相关的机械工业和商业的问题。在西方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中是否深深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1]甲午一役后的讨论显然已涉及制度层面，并为进化论的社会学准备了适宜的语境。具体落实到实践，便是维新派的改良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谈新书、学西学，力主实行资本主义政治改革，西学东渐终于成为大势所趋。发生于晚清中国这一由“西器东渐”而“西制东渐”而“西学东渐”的过程，自有其循序渐进的内在理路，而梁启超则视之为中国的觉悟和学问进步的三个时期。梁启超认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第三期的种子，直接由第二期播植下来，而第二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本书，算是把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2]。严译名著最有名的，首推以《群学肄言》名之的斯宾塞代表作《社会学研究》，梁启超称之为“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足见维新派领袖对社会学的重视，这种重视，还不仅是在学问层，更有其政治层的另一重立说。

西方社会学的产生，是出于解决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其前提是对现行社会的肯定。社会学创始人法国的实证哲学家孔德在风雨如晦的大革命动荡中写作《实证哲学教程》，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像过去神学思想体系支配社会秩序那样支配现时社会秩序的科学思想体系”。[3]这种思想无疑适应了中国维新派改良社会的需要。孔德之后，斯宾塞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对于急需为改革立论，追求富国强民、自强保种的变法维新人士来说，它打破了数千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统治思想，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西制东渐”到“西学东渐”，社会学被维新派当作变法的思想武器引进到中国，并据其炮制了自己的理论。梁启超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即是由此而生。

除了为改革立论，社会学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顺利引进，还因其关注现实社会的学科精神恰与晚清以来通经致用的启蒙思潮相合拍。西力东侵不仅带来了欧风美雨，也带动了晚清学术界治学风气的变迁。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潮起于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忧世伤时，认为明朝灭亡是学者的大耻辱，于是抛弃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专讲经世致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讲义正是以此论起，认为17、18、19世纪三百年的学术思潮是对宋元明三朝六百年道学传统的发动，“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籍着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4]

务实思潮的屡起屡伏，未能贯彻，最主要是清朝乾嘉时期的文网太密、考证大兴。乾嘉时期统治中国学术界的为崇尚考证的汉学。士人多不问政事，皓首穷经，从事经书的笺释、史料之搜捕鉴别、训诂、校勘、辨伪、辑佚，“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5]正是当时学术界写照。而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危机日益深重，所谓国事日非，人心思变，“超汉学”、“超宋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至此复活，中国学术重新走向务实思潮。这其中，龚自珍、魏源破除汉学专制、回归经世之学在前，康有为、梁启超力主变革、发挥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导引西方学术在后。学术转变、世风推移，实证的西方社会学既接近于中国晚清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乾嘉考据的疏离而走向实践主义的思潮，也符合变法维新人士从中国“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观念范式出发，为改革立论所急需的理论支持，[6]于是在西力东侵、自强图新的大背景下，作为西学东渐、文化交汇的产物出现于中国。

二

社会学最初引进中国被称为“群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群学”一词究竟为何人所创、社会学传入中国起始于何年，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少笔墨官司。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我国社会学在初输入时尚有‘群学’或‘人群学’之称……初用‘群学’之名者为康有为氏。康氏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号为长兴学舍……而经世之学列有‘群学’之名”。[7]刘绪贻指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群学与政治学原理学等并列为课程，群学即社会学。”[8]杨雅彬也以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社会学被列入教学内容之一。”[9]

一些学者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的“群学”是否为社会学提出疑问。丁乙在《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一文中就万木草堂所授群学、谭嗣同《仁学》一书中所提社会学以及梁启超《说群自序》中所论“群学”等史实作详尽考证后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确有他们的一套‘群学’理论，也确实在社会上公开广泛地宣传过这套理论。可是，与其说这是初传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毋宁说这只是康梁谭他们自己的‘群学’”，尽管他们的西学水平在当时已经远逾常人，但“从引进一门西方完整学说的意义上来观察，却不得不说还未免极其有限，远为不足。”[10]

康有为本人对“群学”一词的解释，身为弟子的梁启超在《说群》的“自序”中有过追述：[11]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乃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

梁启超在这里记述了自己“群学”思想的渊源，一为师说，一为严复、谭嗣同之译本及著作。以梁启超之见，自不会无端将康有为的群学理论与严复学说并提，二者间当有内在联系。而且，感觉康有为“群” 义深奥，苦不理解，继而由严复、谭嗣同得启发，也可见康、严“群学”的先后顺序。梁启超师承康有为，发挥乃师“群学”精义，最终形成自己的群学理论。并明确指出“群学”即“社会学”。因此，康有为之“群学”在一定程度上当与社会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史料来看，康有为是在1879年（光绪三年）初读到《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西书的。1882年康有为顺天乡试失败，途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12]严译《天演论》出版后，梁启超曾致信严复，称“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13]说明在严复翻译《天演论》前，康有为对进化论思想已有一些了解，不仅如此，康有为还把这种不完整的变易进化思想 “演为条理颇繁密”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据乱世者，文教未明也；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文教备也。”[14]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到“太平世”，康有为融合中西社会学说，创造性地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借公羊三世论的微言大义，阐述了自己进化的社会历史观。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还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理论。其“理想社会”的社会改良计划中，很多条目都是西方社会学传统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课题。可以说，正是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使康有为突破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局限，实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哲学变革，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思辨，也是近代科技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和能动的创造性转化。由上可见，康有为之“群学”虽不完全等同于严复的“群学”，更毋庸说严格而准确的“社会学”，但的确已涉及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初期西方社会学的知识。

与康有为相比，身为弟子的梁启超以其对“群学”的系统论述以及初步具备的现代学科的分类意识从而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学。梁启超自己在文章中也多次明言，“群学”即“社会学”。梁启超的西方社会学知识，部分来自严复对斯宾塞理论的译介。此外，其本人对西方的学科分野以及学术思想也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认知。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5]列举了影响世界的西方学说，其中不乏自然科学的重大定理，也多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体系。如康德的“纯全哲学”、边沁的功利主义、圣西门和孔德的“人群主义”（So-cialism）以及群学，约翰弥勒的“论理学、政治学、女权论”，斯宾塞的群学等等。由于不通西文，梁启超以“群学”名之的社会学自有其局限甚至于误读之处，但从现代学科分类意识出发对社会学进行阐释，梁启超也可算早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

康、梁之外，维新派另一代表人物谭嗣同在其著作《仁学》中也使用过“群学”及“社会学”。《仁学》成书于1896年，其第一篇《仁学界说》中明确指出，研究“仁学”，除通各种典籍外，“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16]关于西方“社会学”的具体内容，谭嗣同没有任何说明。但由他把社会学与算学、格致并提而不论经济学、政治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看来，这里的“社会学”，可能更趋向于西方专门社会科学。而真正作为专门学科的“社会学”，在同样不善西文的谭嗣同头脑中，还只是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在译书中求西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也是在所难免。这一点，不独谭嗣同，推之维新派诸人而皆准。对此，梁启超早有自觉，“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17]梁启超一番话，固有自谦之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康、梁、谭之于西学引介的真实情况，也当然适用于他们对西方社会学的引介。

三

同是昌言变法维新，严复的留学生角色使其得以深入西学核心，从而和康、梁、谭处于不同的立说层并最终成为传播纯正社会学的第一人。1877年（光绪三年），23岁的严复作为首届船政留学生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室海军学院学习。留学期间的严复特别关注西方社会、政治，尤重比较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1879年回国时，严复已经认识到西方思想家著作中可以找到西方富强的秘密，因此实际上逸出了清政府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标准，也因此，始终不被清政府所重用。回国后，严复发愤治八股文，却屡试不第。1881年前后，严复阅读了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18]开始为翻译该书作准备。1895年3月，严复的《原强》一文发表于天津《直报》，全文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包括创立社会学的时间及经过，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研究对象、方法及内容，此外还涉及学习斯氏社会学的途径、斯氏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斯氏社会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鉴于上述原因，视严复《原强》一文为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整体的理论体系初传入中国的发轫之作当无不妥。[19]《原强》一文发表两年后，严复又在天津《国闻报》发表其译述斯氏该书的前两章即“砭愈篇”与“倡学篇”，并统一冠以“劝学篇”。后此各章于1901至1902年间也陆续译出。1903年4月整部译书分四册由上海文明编译局以线装出版，定名为《群学肄言》。其时，康、梁的“群学”理论已深入人心，严复再用此名，与他们的影响不无关联。此外，严复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20]在严复看来，荀子之“群”与英文Society概念接近，《荀子》中 “富国”、“强国”等篇主旨也符合严复富国强民的实用倾向。而且，严复自认为在斯宾塞的著作中，发现了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微言大义，“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21]社会学原理与严复的治平急务在这里直接联系起来了。

正是综合以上考虑，严复对“群学肄言”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22]也就是说，“群学”是以科学之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而预见未来的一门学科。“肄言”则是究功用之所施，提出所以治之方。可以说，他对“群学”的理解，和孔德、斯宾塞旨在探求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社会学，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以及严复的带动下，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成为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群学”易名为“社会学”，就起于日文社会学译著的出版。1902年，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介绍斯宾塞、吉丁斯理论的《社会学》，由广智书局出版；1903年，吴建常转译市川源三的《社会学提纲》，该书为吉丁斯《社会进化论》日文译本；1911年，欧阳钧《社会学》出版，该书是由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及其他各书编译而成，主要介绍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的心理社会学说。采自日译的“社会学”一名由此逐渐取代“群学”，而最终完成这一名称转换，并使社会学开始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发展的是留学生群体中的留日生群体。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激发了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路。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3人，1901年在日留学生有274人左右，1902年留日生608人左右，1904年2400人左右，1905年8000人左右，到1906年留日生多达12000人左右。[23]19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一般学校已普遍设立社会学课，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里更为普遍。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留日生大多攻读法政和经济，研究日本社会，翻译大量社会学专著，从而成为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导。不仅如此，留日生还开国人讲授社会学之先例，1916年留日出身的康宝忠在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社会学、论理学、中国法制史等课程，自编讲义，成为国人中第一位将社会学知识搬上讲台的大学教授。康宝忠，字心孚，陕西城固人，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之门人，后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回国后即在北大任教，其讲解详明透彻，深得学生信仰。所编社会学讲义文笔典雅，含义湛深，以吉丁斯的理论为主，而参以己见，卓然自成一家言，曾启发学生无数。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者的孙本文就是从康心孚的课堂上开始了研习社会学的生涯。[24]

从维新派到留学生，社会学传播阵容的嬗变实反映着西方社会学初传入中国的轨迹变化，即由不中不西到以西观中，由一鳞半爪到全面系统，留日生的加入更帮助其脱离为维新变法谋理论支持的政治立场，由思想启蒙而往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转化。但在另一方面，由留日生译述的西方社会学只能是间接的，是经过日本社会学者转手后的再诠释、再加工，其在国内“发行量不大，也没有引起很多人足够的注意。”[25]由于语言的隔阂，直接引进欧美社会学显然为留日生力所不能及。西方社会学的传播发展至此，直接留学核心社会的留美生群体的登场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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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丁乙.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J].社会学研究，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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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吴泽霖.忆战前沪宁一带社会学的发展[J].社会，1983，（4）.

（作者简介： 陈新华，深圳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