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细节”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经络、血脉和细胞。一座充满“细节”的城市予人以自信、力量与想象的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但也毋庸讳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摧枯拉朽，“万丈高楼平地起”，城市的“细节”正从千篇一律的建筑群里逐渐退隐乃至消亡，城市记忆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就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既不缺乏自己鲜活的“城市细节”、绵长的“城市记忆”，也不缺乏自己的“高大上”人物。但是，人们更多瞩目的是它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演绎的宏大叙事，罕有人知的是，深圳平湖乡贤刘铸伯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叱咤香江，对香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1978年11月，他的长孙刘镇国（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曾孙刘定中（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在吹响改革开放集结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已经开通了香港——广州之间中断近三十年的直通船，堪称改革开放前夕飞进国门的第一只春燕。

任何一个地方的乡邦先贤、文化遗产，都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与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彰显着历史文化根脉之所在、魂魄之所系。有感于“城市细节”的缺失，“城市记忆”的模糊，我们邀请深圳文史学者刘中国先生、深圳报业集团记者余俊杰先生完成了《刘铸伯传》，编撰了《刘铸伯文集》，向世人全方位展现刘铸伯这么一位学富中西、视野开阔、民胞物与的本土人物，为深圳的“城市细节”增添经典故事，为“城市记忆”奏响华彩乐章，为深圳的“城市文脉”疏通经络。

曾经在香港中央书院求学的孙中山先生被人誉为“香港的珍珠”，他的学长，平湖乡贤刘铸伯亦然。我曾经在《维多利亚港》一诗中写道：“一滴水/如一颗泪/苦涩辛酸/如一朝露/甘甜清爽/千万滴水/汇聚成沧桑维港/坦荡辉煌/这就是百年香江”。刘铸伯生长香港，少年时就读于大华民义学、西营盘冯富义学，1885年毕业于香港大书院（今皇仁书院），历任香港天文台译员、台湾淡水西学堂总教习兼洋务要员、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在清末西学东渐时代大背景之下，他勇于接受西学，珍爱传统文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代一位桥梁式的人物，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中西人士咸倚重之。

20世纪初叶，刘铸伯跻身香港华人领袖人物之列，先后出任东华医院总理、主席，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今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广华医院倡建总理，香港政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洁净局（市政局）议员、保良局局员等要职，为香港华人谋利益，关爱鳏寡妇幼弱势群体，团结华商与西商展开商战；他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赜不胜举”。担任定例局议员八年间，“为华侨谋者，益复奋厉，遇事靡所阿附，崭然以风骨自见，一如其在清净局时”，“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山北斗”。

刘铸伯12岁丧父，家无隔夜之粮，全靠寡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才有了后来的成就。面对世纪之交，列强环视，国力式微，香港与国内失学儿童众多的现状，刘铸伯多次感叹：“今海禁大开，梯山航海，华洋杂处，中外通商，非尽吾民皆读中国之书以养其体，兼涉西国之学以广其用，何以人人能明道理、增见识、通语言、善交接，内以图一身之事业，外以彰一国之文明哉？”“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以智识不开之贫民，夫将何以自立”？为此，他于1901年与犹太富商嘉道理爵士发起创建育才书社，担任司理一职，募集善款办学，得到了两广总督陶模等官绅的大力支持，陆续在香港、广州、上海创办了三所育才学校，免费招收贫家子弟就学，培养出了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中国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吴耀宗在内的大批人才。1908年，刘铸伯有感于“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发起创建孔圣会并任会长，孔圣会的宗旨包括：“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以期正人心，立风化；建立庙堂，以纪念孔圣之功德；倡设讲堂学校，俾得广传圣道及振兴教育”等，陆续在香港、广州、香山（今中山市）、新安（今深圳市）创办了30余所孔圣会义学，施惠学子。其中一所，就设在今天的平湖纪劬劳学校旧址。

故国故家，念念可亲。刘铸伯具有一腔浓厚的家国情怀，十分关心家乡平湖。诸如创设平湖火车站，规划建设平湖新圩，创建纪劬劳学校与念妇贤医院，创设工厂解决乡亲就业问题，等等，可谓众口皆碑，平湖父老感念至今。正如刘富宗（刘德谱）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言：“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定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赀出贷，取息甚微，农人贤称颂不置。吾国无市政，先考乃请于省吏，小试于其乡，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庶几近之，其施于乡有如此者。”

刘铸伯施医兴学、救助孤寡、赈济香港与国内灾民的义举，得到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英国政府的褒扬。1909年地处直隶的永定河泛滥成灾，殃及京津地区，史称“顺直水灾”，刘铸伯发动香港华商赈捐出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奏保以道员候选加盐运司衔（三品），赏换花翎。鼎革之后，以有功民国，奖给刘铸伯四等嘉禾章，寻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以襄募内国公债，大总统传令嘉奖，奖给刘铸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扁额；以襄办香港事务迭著劳绩，英廷传谕嘉奖，并奖给刘铸伯二等宝星。

1916年12月31日，刘铸伯捐建的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前来参加典礼的中西嘉宾，均为民国初年省港两地卓有声望的人物。据1917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记载：“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到会者济济有众。上午十点半钟，朱（庆澜）省长乘花车而至，同时有政务厅长罗树森、督军代表胡清瑞、教育科长吴在民，及统领魏邦屏、袁带等约百余人。本港则有新界理民府罗士，大绅何东及夫人，及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各政界人员，均有演讲，尤以朱省长为娓娓动听。”朱庆澜在演讲中说：“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这是时贤对他的评价。

此外，刘铸伯为创建香港大学募捐70万元，一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Court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委员职务；多次以香港华商领袖身份领衔募集资金，赈济国内灾荒；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吾国参焉，先考（刘铸伯）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己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参与调停解决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劳资纠纷，等等。所有这些，两位作者在广泛收集占有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在这部洋洋50余万言的传记中均有详实、准确而又客观的解读与描述，令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尤为难得可贵的是，两位作者从清末民国浩如烟海的报刊杂志里，仔细梳理查找刘铸伯的演讲、访谈、文告、信札，以及刘铸伯失传近百年的著述《自治须知》（1907年出版）、《社会主义平议》（1919年出版）等，编辑了一册厚重的《刘铸伯文集》。

刘铸伯的著作《社会主义平议》（与谭汝俭合著）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述。谭汝俭在序言中交代了该书写作缘起：“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余私心尝隐痛之。越丁巳（1917年），避地香江，间涉译本，知各种主义，流布渐广，浸淫不已，终酿祸变，颇思着论辩之，顾卒卒未暇也。越己未（1919年），应刘君铸伯之招，任《华商总会报》编辑撰述之役。……刘君幼通英文，博涉西籍，时刺取西国学者之说，相与往复讨论，于彼党谬义，多所辩正。余退而笔之于书，以付剞劂……”

谭汝俭所谓“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指的是1912年5月，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性人物刘师复（1884—1915）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晦鸣学舍)，该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其宗旨有八项：“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印刷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刘师复还于1914 年7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他还在《无政府浅说》一文中宣称：“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刘师复出版印行过十几种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系统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师复主义”，奠定了其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觉”和导师地位。

刘铸伯、谭汝俭出版《社会主义平议》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们在书中批驳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当时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以“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名目出现）。该书1919年8月出版于香港，直到1920 年 5月，陈独秀才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同年 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才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程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史实，但他们很快就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这正如释家经典《金刚经》讲的：“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所谓佛法如筏，既已渡人到彼岸，法便无用，不可再执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并且，中共党组织成立不久，就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此写道：“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这次论战的结果是，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从此偃旗息鼓。

显然，《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批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潮没有丝毫关系。但是，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这本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岭南文坛泰斗黄树森先生把刘铸伯定位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认为“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深圳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黄老的这一论断，可谓客观而又允当。

我上学时读到一首“大跃进”时期的“伪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民歌”宣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虚无主义。这种“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前些年在深圳也很流行，其主要表现，就是轻视、漠视甚或否定深圳本土历史文化，殊不知深圳的文化水土，也滋养了中国近代林业科学之父凌道扬、中国首位法学女博士郑毓秀等杰出人物。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平湖出了刘铸伯这么一位学富中西、视野弘大、爱国爱乡的杰出人物，这不仅仅是平湖的骄傲。一百多年来，他一直受到平湖父老乡亲的的景仰与爱戴。人们谈及百年旧事，从不直呼其名，而说“铸伯公当年如何如何”，言辞间充满敬畏之情。

凤凰山下，黄花风铃绽放的季节，仔细披阅这两部厚重的书稿，我感到平湖“守真园”、“守珍街”、“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以及平湖火车站等人所熟知的历史符号，忽然间变得陌生而又弥足亲切，就连平湖父老耳熟能详、口口相传的刘铸伯本人，也变成了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感”、“新奇感”、“亲切感”、“认同感”、“自豪感”、“敬畏感”，源于两位作者对平湖先贤刘铸伯多年的深入研究、新鲜发现与大量“证伪”。刘君曾在高校执教鞭多年，来深圳后继续坐“冷板凳”，兀兀穷年，孜孜矻矻。每次分享这位老友的“新发现”，我都艳慕不已。我在《读书偶感》中写道：“我希望在我垂垂暮矣/还能手捧一本心爱的书籍/我甚至衷心感谢世上的人们/幸亏他们匆匆的脚步都在追名逐利/才让我可以安心地读完一本本典籍……”刘君说颇有同感。

……

弹指之间，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过去了100年。在战乱年代、动荡岁月，刘铸伯创建的学校、医院及其家族墓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所谓“故家不可复，故国已成丘”。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深圳一直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前沿裂变地带，刘铸伯的故里平湖自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把乡邦先贤、文献文物视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它承载悠久的文明，传承历史的记忆，维系着族群精神，延续着城市的文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怎样让乡邦先贤从似是而非的传说中“站起来”，让乡邦先贤的言行泽被后世、惠及远人，怎样深翻细作“道德沃土”，让“文化息壤”用之不竭，助推社会和谐发展进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未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略可告慰平湖乡贤刘铸伯在天之灵的是：

——他昔年创建的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旧址，2001年6月被深圳有关部门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他昔年规划创设、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平湖火车站，在停运8年（广深铁路最后一对普快列车N651/N652次于2006年停运，以及长途列车N722次取消停靠平湖站，平湖站从此再无旅客列车停靠）之后，于2014年底正式启动改造工程。目前整体改造工程完工在即，预计今年6月可重开客运列车，启用后将开行广深和谐号动车组，可抵达罗湖、樟木头、常平、东莞、广州东和广州等火车站。

——他与长子刘德谱等20世纪初期投资开发的平湖凤凰山矿山，2012年7月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深圳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已经正式向市民开放。

——位于平湖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青奇坑的刘铸伯夫妇墓，及其祖母墓、母亲墓以及享堂等，亦在修葺恢复之中，即将成为深圳的一处人文景点。

《刘铸伯传》《刘铸伯文集》的出版，无疑使得人们对位于“深莞惠”城市圈交界处的平湖增多一份了解，增多一份信心，增多一份敬畏。我想，所谓“敬畏”，就是在这个充满“秩序”的世界上，面对鳏寡孤老，面对病苦无助的穷人，面对失学流浪儿童，面对街头流浪歌手，面对上有老下有下的“上班族”，面对一栋挂满蛛网的老屋，面对一处废弃百年的“享堂”，我们时而因为心有余、力不足而深感“羞愧”。当然，还有更多的“羞愧”：面对沐猴而冠者，面对咄咄逼人者，面对一餐豪掷千金者，面对惹是生非者，面对大言欺世者，“我为耻于为伍/而感到惭愧”。我想，所谓“信心”，就是听从良知的声音，脚步贴紧脚下的泥土，勉力而为，勉力而行。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语），而且，我还遥想，百年后刘铸伯故里平湖，黄花风铃木，枝柯参天，岁岁芳菲，为参谒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平湖古村落，以及游览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的乡亲、市民与游客，蔚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弹指间也30多年了。1993年龙岗新区成立不久，本书作者之一的刘中国君调来宣传文化口工作，我们与赖房千、魏琦、温波、陈少鹏等文学爱好者，在文坛老前辈黄树森、章以武、陈俊年先生指导下成立了“龙城文学社”，大家工作之余不废读书写作，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次由刘君担纲完成的这两部大部头著作即将出版，在此谨表祝贺，并希望他在此基础上推出更多的专题研究。

岭南文坛泰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黄树森先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金钦俊先生仔细审阅书稿，中国大陆旅美著名作家、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苏炜教授，提供该校馆藏文献并为两本著作题写了书名；尤为难得可贵的是，耄耋之年的黄树森先生在序言中高度肯定平湖先贤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的地位，并对平湖文化事业发展愿景提出诸多可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谨表诚挚的谢忱。

乡邦先贤令城市灵动丰美，文脉弘盛让城市厚重。吾辈当务，守护本原，守护真容，珍重弘扬。

是为序。

（作者：黄惠波系龙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