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不只是生理表征，更是社会现象。当饥荒进入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视野时，饥荒的社会意义慢慢被揭示出来。肥胖症成为中国社会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出现的，一个社会从物质匮乏到物质极度丰富，肥胖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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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馑与瘦弱相对，吃饱与肥胖相关，不同时代赋予这个身体特征以特别的意义，吃胖曾经是一个社会追求温饱的理想

肥胖不只是生理表征，更是社会现象。

肥胖作为家境殷实与社会富裕的一种褒义形容与理想，离现在并不遥远，那时见面夸赞对方日子过得滋润，就说“你最近又长胖了”。而同样一句话放到现在，则意义完全不同，尤其是对年轻女子，无异于责怪与嘲笑，环肥燕瘦，人们希望的还是后者。

饥馑与瘦弱相对，吃饱与肥胖相关，不同时代赋予这个身体特征以特别的意义，吃胖曾经是一个社会追求温饱的理想。骨瘦如柴的饥民往往是腐败无能政府的写照，尤其是当一个地方只有一个胖子而饿殍遍地时，不公不义尽显其中。因此，讽刺合肥人李鸿章与常熟人翁同和等晚清权贵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曾是那样地入木三分，广为流传。至今我们在过去的电影里，仍然能看到地主的形象大多是脑满肠肥，而劳动人民的面貌没有一个是以胖子形象出现的，看看黄世仁与杨白劳就一目了然。肥胖就这样成了阶级划分的注解。

当饥荒进入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视野时，饥荒的社会意义慢慢被揭示出来。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饥荒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他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 1974 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阿马蒂亚·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诗人由自己的遭遇想到黎民百姓的苦难，悲愤万分，乃有此控诉政治腐败、聚敛残酷、贫富悬殊之佳句。虽说只是形象的描述，但其背后却是与阿马蒂亚·森的结论英雄所见相同。

阿马蒂亚·森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他认为，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

在一个饥荒的时代，肥胖是那样地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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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肥胖就只是社会需要解决的健康问题了

随着经济发展，当一个社会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肥胖就只是社会需要解决的健康问题了。当然，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仍然有社会学家将肥胖作为区别不同阶层的表象，这在发达国家尤其明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福塞尔撰写的《格调》一书，作为一本严肃的社会学著作，以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的分析，机智幽默的文笔，把美国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现象和三六九等人的生活品味作了细致入微的对比，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畅销书。

其中，福塞尔以肥胖为切入口，深入分析了美国社会的不同等级现象，看来让人信服。他说，由于62%的美国人体重超重，所以，是否处于上层阶层，以示区别的一个不费力的办法就是身材苗条与否。你的体重就是你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层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中下阶层的肥胖人数是前者的四倍。

这些中下阶层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腩、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看不见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男人们则从格子衬衫和涤纶裤子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而人们梦想的精英外貌则是，女人要苗条，最有格调的妇女终生梳着她们读大学时喜爱的发式，穿极合体的服装，鞋和提包价格昂贵但很低调，珠宝饰物极少。男人应该消瘦，完全不佩戴珠宝，无香烟盒，头发长短适中，决不染发；染发是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标志。他们也决不戴假发，假发只限于贫民阶层。对时兴、惹眼物品和多余之物的拒绝，成就了男人和女人的精英外貌。既然肥胖既惹眼又多余，上层阶级便拒斥肥胖。

尽管社会等级这个话题迄今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但福塞尔认为，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确实如此，社会阶层的问题并不会因为回避它就不存在，恰恰相反，它需要社会学家的专业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福塞尔从肥胖等外貌角度来研究社会，可谓独辟蹊径。

肥胖症成为中国社会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出现的，一个社会从物质匮乏到物质极度丰富，肥胖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从一份调查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地区如中西部和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更有可能超重；然而，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东部沿海和城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更有可能超重。而受教育程度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应的。这种分层说明肥胖与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刚刚起步的时代，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身体逐渐肥硕起来。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进入小康时，追求健康的身材不再以肥胖为标准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快餐的普及与高热量食物的物美价廉，使得食物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解决温饱后，人们追求的是健康强壮的身体，而肥胖却被认为是不健康与不节制的表现，这时，健康的饮食、定期体育锻炼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知识，成为人们的生活追求，减肥也就越来起成为一种时尚产业。

因此，“瘦很昂贵”并非一句空话。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