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四大家族”政治上由盛而衰、经济上由勃兴而落败的轨迹，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严重不适应和对立，新生的经济力量必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取而代之。

《红楼梦》其实也是一部经济大书，其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政治上由盛而衰、经济上由勃兴而落败的轨迹，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严重不适应和对立，新生的经济力量必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取而代之。细读《红楼梦》，我们不难发现曹雪芹其实在经济情节的布局安排上早早为我们留下了“伏笔”，细数这些“留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成“家道复兴”的使命的不是贾兰，而是贾桂（贾宝玉的遗腹子）。贾桂一房留下了以江南甄府荐过来的忠勇奴才包勇为代表的一帮仆佣下人，是他们在贾府被锦衣军抄家、贾母亡故、王熙凤魂归故里“哭向金陵”……之后，重新在贾府的废墟上聚拢起来，在朝廷暂时未没收去的“大观园”及铁槛寺周围的田地上大显身手，以农业和种养殖业安身立命。这些人中有在贾府被抄没后作鸟兽散的家奴和佣工、有宝玉的丫鬟花袭人的兄长及花家远在江南谋生的亲友们，还有曾效力于贾探春麾下在大观园里劳作、打理的老祝妈、田妈、叶妈等一帮女佣以及他们的家眷。

二是远嫁在“三千里”之外的爪哇国（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的贾探春这一支。探春在那边嫁夫生子之后，利用贾府在朝廷旧有的关系和皇帝御命主婚的影响力，慢慢变通地做起了沉香、燕窝、海参、银器等物品进入大清海关的生意买卖而发家。

三是荣国府的管家赖大一门，在赖尚荣（赖大之子）取仕后，两府的一些人自动介入，赖家的园子本就花木扶疏，赖家以及一直与赖家有往来的仆佣之人纷纷聚拢后，抱团取暖，一时间赖府庄园一派兴旺，鸡鸣鸭叫，好不蒸腾。

四是江南甄府（其实是贾府的对应和替身）一族，几番变革、几番耕耘，在甄宝玉手里就开始转运兴旺了。促使甄府兴旺的直接原因就是贾府放在那儿的银子（贾府在修大观园时取走的五万两银子只是其中一部分）尚未被朝廷抄没，正是这笔银两作为“银根”，使得甄府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惠及贾门。

五是一府至尊贾母遗留在库房里的“铜锡家伙”及大宗贵重物品、大管家王熙凤过去拿出去典当的值钱东西和放债的银子大部分回笼，等等，在新主妇薛宝钗、玲珑的下人袭人、红玉等打理之下，重新交给冷子兴等古董商人变卖出去，很快畅通了府邸的财务血脉，使得一府的用度窘迫问题得以有效缓解。

当然，《红楼梦》中“草蛇灰线”、“柳藏鹦鹉”式的经济情节伏墨还有很多，但从以上这些主要情节和大线索中，我们已不难洞悉曹雪芹倾心于一个府邸、一个家族的中兴向好、从落败和苦难中再度崛起的美好愿望，而这却不为一些红学研究者所理解（认为是高鹗的笔墨，非曹雪芹原意）。正因为他们忽视了《红楼梦》的经济情节和经济批判意义，所以才去主观地猜那么多笨“谜”。

那么，曹雪芹留在《红楼梦》中的这些经济情节的伏墨和线索有何意义呢？

其一，它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即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进步的思想，新兴的阶级力量，必然战胜落后的、阻碍历史进程的旧势力。当然，曹雪芹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当时还不可能提出这么鲜明的思想，也不可能呐喊出这样掷地有声的主张，但生活本身的固有定律，却叫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笔下自然而然地依附生活规律而描摹出贾府及主人公性格命运的走向。曹雪芹不遗余力地批判迂腐、阀挞“禄蠹”，满腔热忱地讴歌贾探春的“兴利除弊”作为，并且通过众多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的嘴，褒扬以贾探春为代表的贾府里的新经济女性，正是这种朴素的思想的流露和体现；

其二，作者塑造了贾宝玉这么一个追求自由、尊重女性、讲究平等（不摆主子架子）、接受新生事物的封建叛逆者形象，连同书中描写并寄予同情、悲悯和呵护的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诸如刘姥姥、包勇、柳湘莲、晴雯……等等，他们正是新兴的社会力量，虽然一直在封建的城池里挣扎、煎熬，付出勤劳、汗水和血泪，失去自由甚至生命，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精神，绽放出的生命之花，必将唤醒众人的良知，启悟世人的心智，催人觉醒。他们正是推动历史变革的重要力量，曹雪芹在书中时时不忘交待、不忘留墨，流露出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情怀；

其三，深刻地表达了曹雪芹“追求自由”的民主思想。贾探春远嫁和贾宝玉随“一僧一道”离家远遁，都是封建府邸里的一代新人追求自由、向往崇高，再谋发展的形象化表达、艺术化体现。

（作者张 麒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