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中国的律师群体在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司法公正、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平反冤假错案等多领域都有着积极参与的身影。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有效组成，律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原因很简单，徒法不足以自行。要发挥法律的社会调节作用，就必须有律师运用法律来保障权利与制约权力，实现法的公平正义。否则，法律很容易徒有其表，并滋生权力滥用的风险。

不过，尽管被冠之以“正义科学的实践者”，律师在历史上却一直饱受争议。在古代中国，律师被称为“讼师”，又称“讼棍”。这一职业从未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认可，历代封建法律均以严酷的刑罚禁止以助人诉讼为业的讼师，他们被视为包揽词讼、混淆黑白、敲诈勒索，专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辩”的道义小人。有研究发现，古代中国官方往往习惯向民众宣扬讼师之恶，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从而避免更多的诉讼案件被催生出来，以达到所谓“无讼”的大同图景。

世界上律师法律地位的确立，差不多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的事情。此前，在英国，律师一直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对立者，被封建君主制度所厌恶。律师要上庭辩护，首先会被法官要求仰头绕法庭行走一圈，以示对律师的人格侮辱。只是后来通过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结盟，律师群体才实现了限制政府职权，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保护者的角色。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但是，当年美国民间却不这么认为。在好莱坞的许多电影中，律师呈现出虚伪、贪婪的现象，他们为坏人开脱罪名，干着肮脏的勾当，用灵魂交换钱途。在美国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箴言，“律师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这种歧视，固然有着某些律师只重视经济利益的缘由，却也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律师群体的不了解。目前在中国，职业律师的人数在30万左右，这意味着平均每5000人才有一个律师。很多人，只是在遇见麻烦的时候，才会想起寻找律师。并且，这种对律师的寻求帮助，通常也只是“找人而不是找法”的一种延伸。许多人面对律师，只是把他们当成免费咨询的提供者、案件搞关系的中间人、炒作纠纷的吹鼓手。换句话说，法治并没有成为大多数心中的信仰，而只是一种工具。领导、关系、门路，超越了法治，也超过了律师的存在价值。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习惯，还有待养成。甚至在某些法官的眼里，律师也只是庭审的“搅局者”。

饮食必有讼。诉讼，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更不用说在经济发展交往频繁的当下社会中。中西方的一个共识是，一个国家有无健全的律师队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

律师，以信仰法律为职业天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各类纠纷纳入法治的轨道加以解决。对当事人来说，律师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在诉讼业务中，特别是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纠纷中，获得公平的保证和正义的实现。在非讼业务中，确认有关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合法性，保障应有权益，防止他人侵犯。曾任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霍夫曼认为，当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时，在法庭上向法官和陪审团发表意见时，在出版研究性、学术性著作时，都是在向人民传输公正的原则。的确，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中国的律师群体在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司法公正、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矛盾纠纷、平反冤假错案等多领域都有着积极参与的身影。简单来说，律师群体，正成长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与时俱进地对待律师群体，进而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就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律师群体熟悉法律法规的专业优势、客观积极处理法律事务的职业优势、立足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优势，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