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

当前各地针对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容及供给模式趋同。基本思路是：地方政府综合农民工群体消费偏好，按照自上而下任务主导机制去组织和实施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并定向提供服务。如设立活动站、书屋，组织电影放映、才艺表演、技能竞赛等。在一定时期内该模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其局限性逐步显现。传统模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未能有效 “深入人心”，与农民工的文化问题和社会生存问题、劳动权益问题紧密联系。我们必须创新农民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预判农民工群体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及时做出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

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需求结构的新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环境、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及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度等方面，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均有明显优势。他们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更希望获得尊重和认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结构也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不再仅仅满足“给定的”普遍性的文化福利，而对文化需求、兴趣和参与形式的多样化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社会交往型文化活动的渴望，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仍十分匮乏单调，主要集中在上网、看电视、逛街逛公园、与朋友聊天、读书看报、打牌打麻将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来源及娱乐学习的主要工具，他们的思想及价值观易受网络影响。已有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归属感等社会评价处于相对消极状态，开始萌发强烈的权利意识。然而，因公民教育缺乏，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普遍还不够。研究并探讨通过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解决农民工群体文化精神生活上的困境，对引导群体心理、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现实性和迫切性。

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成因

1.存在农民工群体参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障碍。尽管我国已确立了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制度，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都开展一系列普惠性文化活动。从外部条件来看，农民工群体获得了市民同等待遇，但实际上由于城市农民工具有人员流动性、交往封闭性、可支配休闲时间有限、活动范围小等特点，限制了他们的文化接触，并导致其在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常常缺席。因此，农民工群体实质上未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资源，普遍存在信息、实践、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障碍。

2.存在农民工群体公共文化产品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的难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对农民工

群体文化需求掌握不充分、不及时；一些基层工会组织“办事不力、无人管事”，未能发挥维护农民工权益、上下沟通的功能，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之间存在不对等的缺口。常常面临“上面送的并不是下面想要的”的窘境；容易出现供应总量上未能满足需求，供应质量上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造成供给不足和供给 “过剩”并存的现象。

3.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缺少对其文化能力成长的关注。当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主要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权益，即供给内容立足点为获得读写能力、公共文化生活的平等机会。现阶段供给过程多数是单向流动模式，使基层社区依赖于等、靠、要，压抑了社区公民自身的参与性、创造性及自主能力的发展。伴随现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需要逐步从文化福利的均等化转向兼顾公民文化能力的建构，促进公共文化资源的多元流动性。

4.按户籍人口配置公共资源的现状很难保障农民工享有市民待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

财政资金规模存在地区差异，公共财政投入决定了地方公共文化资源发展规模和配置比例。如果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就会造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对于未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更无福利保障。虽然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已开启，但由于各地方财政实力参差不齐，新政策下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的资金问题仍是难点，可以预见未来城市管理将面临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支付压力，所以单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文化资源的方式不可能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如何调动社会资源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

创新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1.缩小文化资源配置的阶层差异，打破弱势群体文化参与障碍。建议打破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加强文化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科学规划文化设施及文化活动场地布局，依据公众生活作息合理安排开放及活动时间；通过政府投资、政府补贴、免税政策、公私合营或非营利组织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弥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文化消费上的经济障碍。

2.健全农民工文化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培育其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治理的机制。建议通过城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城市公共领域，建立多元、互动治理机制，让所有居住在城市的民众能够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参与公共文化生活；进一步推进工会组织改革，健全社区工会选举和组织运作过程，加强农民工群体的自我组织和表达，实现上下有效沟通；扶持并引导农民工文化活动，引导农民工公民实践和文化素质提升计划，加强公民责任的社会培育。

3.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建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再造模式。

建议通过社区文化再造、社区自治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改变社区单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服务模式，促进社区居民从消极的公共文化产品接受者变为积极的文化生产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应纳入社区治理和文化治理范围，加强社区包容、多元文化生态营造。4.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辅助、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混合型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建议合理引入社会资本，保障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在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产品需求分析及供给链分析基础上，创新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与运作机制，加强农民工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的质量监督与管理等制度设计与安排。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激励及约束机制，确定契约安排的界限与条件，服务质量及绩效评估的标准；在消费者与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者之间建立公共选择机制及需求动态反馈机制，使生产者对变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及其特定群体的消费偏好有及时反应；供给过程建立 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Act（整改）质量监督系统，确保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任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