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3月2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对今年的高校招生作出部署。《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及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向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本期思与辨就该问题进行讨论。

■ 主持人：王玥

■ 嘉 宾：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张敬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李长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2009年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和现在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前者具有历史客观性，现在具有现实合理性

主持人： 2009年教育部出台了高考加分政策，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和静钧：全面的高考加分政策出台于2009年，而零散的加分或降档录取制度却早已有之。2009年距全面恢复高考有32年，“高分低能”等一些与高考功能相背离的现象的存在，催生了教育改革到高考改革的过渡。2009年的政策取向，主要是为扭转高考导向和弥补高考缺陷的一次政策调整，也是教育理念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中采取的配合性政策，这一加分政策，相当于拉开了改革高考制度的帷幕。加分政策的出台，改变了以往“一刀切”式的以高考裸分从上到下按序录取的做法，从而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但不一定“高分”的真人才，高考的“择优”功能得到发挥。

李长安：从历史上来看，高考加分政策在我国一直就存在。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叫优先录取，改革开放之后才正式形成现行的高考加分政策。概括起来，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分为照顾性和鼓励性两大类，目的主要是推进素质教育，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和帮助高校选拔一些专业需要的特长生，弥补应试教育的不足。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家统一政策的要求下，还允许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高考加分办法。于是，除了全国性统一的加分项目外，各地还纷纷推出了一些地方特色的加分项目，其结果就有了五花八门的加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考招录过程中‘加分’这个砝码如何使用，如何更好地全面评估学生，成为教育改革待解的大题之一。

张敬伟：看高考加分政策，既要历史的分析，又要具体的评价，还要客观的审视。2009年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和现在取消高考加分政策，前者具有历史客观性，现在具有现实合理性。当年高考加分，是基于素质教育的要求，通过高考加分的方式，激励学校和家庭形成素质教育的氛围。事实也证明，这种“正激励”的方式，也给素质教育提供了“正动能”。因此，2009年时的高分加分政策，有助于纠偏应试教育的功利性。

加分变了味，甚至为了“加分”而造假——曾经的好政策已经被严重异化——全社会的功利化和庸俗化，意味着加分政策不可持续

主持人：现在为什么取消高考加分？

张敬伟：一是相关高考加分政策已经完成了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全社会不仅形成了素质教育的共识，而且相关加分项目也从少数个别获得变成了相对普遍存在的存在。当能力从“个别优势”变成“基本能力”时，奖掖或激励的意义也就打了折扣。二是加分政策从素质教育的“正能量”变成了功利教育的“副产品”。市场上则滋生了逐利为本的培训机构。加分变了味，甚至为了“加分”而造假——曾经的好政策已经被严重异化——全社会的功利化和庸俗化，意味着加分政策不可持续。 三是基于社会公平。当加分政策功利异化，就丧失了政策公共性和社会公正性——高考加分不能继续下去。加分项目，是可以通过社会资源的多少来变现的，也就是说可能会成为少数群体的特权，这不符合高考的本真——社会公平。

李长安：高考加分政策本意是好的，希望通过鼓励性政策招收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和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许多加分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和主观性，造成了这一政策扭曲变形，甚至成了少数人钻空子的高发区。比如“高考体育加分”，舞弊现象已存在多年。另一方面，高考加分政策还导致课外班泛滥，加重学生负担。

和静钧：取消高考加分，主要是指取消科学类、艺术类、体育类、品德与操行类的普加，保留了“三类人”（少数民族、归侨、烈士子女）的普加。普加指的是非差别的、只要够条件均可享受到的加分待遇。高考加分，从“普加”状态，转移到特定学生群体，既参加自主招生和保送生的“少数特长高考生”，成了“隐性标准”，竞争在同一类群体内进行，这一转变，更符合选优中的思路，以免除大部分“陪读”、“陪练”的盲目状态，有利于减轻大多数学生负担，促进高考公平。

取消高考加分项，只是纠偏，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篇大文章，还要进行系统化改革才能释放出足够的改革红利

主持人：取消加分项，高考真的就平等了吗？为了让高考更加公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李长安：机会均等是公平的基本含义。取消高考加分意味着向高考公平迈进了一大步。当然，实现高考公平并不仅仅是取消加分那么简单，而是还有更深的经济社会根源在里面。比如基础教育的公平是高考公平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和教育质量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取消高考加分项目，与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发掘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并不矛盾。在确保高考公平实现的前提下，我们的教育更要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上下功夫，让学生既高分又高能，在考试之外培养更多的“加分项”。

张敬伟：取消加分项，起码解决了加分带来的某些不公。所以，取消加分政策深得人心。但必须明白，公平存在都是相对的。尤其是，高考公平，既要关切取消加分政策后的小公平，也要关心更大意义上的大公平，譬如提升中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再如解决高水平院校录取率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还有高教资源区域布局不平衡等等。取消高考加分项，只是纠偏，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篇大文章，还要进行系统化改革才能释放出足够的改革红利。

和静钧：判断高考公平的标准，一看结果公平，二看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也称为实质公平，评价标准是录取率的均衡。当前人口大省录取类偏低，还有一流大学在各地录取率差异过大，都属于结果公平问题。这属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问题，非加分政策能左右。其次是过程公平。看过程公不公平，一看机会公平、起点公平、环境公平。目前城乡、县市教育质量存在相当大差异，教育先进地区，学前教育很受重视，“起点”高。另一方面，学校又分为三六九等，如省属重点中小学到籍籍无名的乡村中小学，享受的政府资源存在巨大差异。这些结构性、制度性不公平，单靠取消加分是不能解决的。高考公平的问题，还需要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