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一起被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给人们带来出行的便捷，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京沪高铁建设总指挥、中国铁路总公司原副总经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五年中，我国高铁运营里程从9000多公里发展到25000公里之后，铁路建设还要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到2025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3.8万公里。

高铁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在几年前，谁也不会想到，从深圳到广州，坐高铁只要半个小时，朋友在那边点好了菜，你这边上车，就可赶到一起共进晚餐，高铁的方便确实改变了人们生活。许多人无法想像3.8万公里高铁是个什么概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更快捷，更方便，更安全。现在不会再有人争论铁路要不要建的问题了，只是盼望着如何高质量地快速修建。

我们庆幸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益昌明的社会，可是，在一百多年前，铁路该不该建却成为轰动朝野的政治大争论，成为后来划分保守与开明的标准之一。一百年后再看，如果以现在眼光来看那场铁路大争论，观点是非自是分明，眼界高低一看即知。可是身处当时环境之中，要识庐山真面目，还真是有点难度。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敲开，当清朝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了数百年，后来不断遭受列强的欺辱。许多爱国人士也开展了自救运动，西方的坚船利炮被认为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地方，铁路该不该修就成为朝野争论的焦点之一。

早在1840年前，铁路知识已由传教士传入中国，此后，林则徐、魏源、王韬等开明之士的著作中对铁路有所介绍。但直到1870年后才有清政府官员倡议修建铁路，李鸿章上奏提出铁路之利，主张创修铁路，因在朝大臣不置可否，总理衙门无人敢主持，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无人再谈。

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于1880年12月奉诏入京，呈奏《请筹造铁路折》，重提修筑铁路之事，列举多项利益，“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再一次遭遇保守派大力反对，一场持续长达十年的大争论由此拉开。此时西方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崛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扩张道路。

在这次该不该修建铁路争论中，反对声音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曾经与郭嵩焘首次出使英国的刘锡鸿。

当看到刘铭传的奏折后，此时已是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立即上奏，以出使英国乘坐铁路的亲身经历，提出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涉及铁路与维护清王朝统治、铁路建设资筹集、铁路与工商业发展、铁路管理与维护等，其一，反驳了铁路有利于省军饷、固国防说。强调“守国之道，人和而外，兼重地形——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其二，反驳了借债筑路可以裕饷的观点，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其三，反驳铁路有裨政治的观点，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其四，反驳铁路有利于民生，一方面指出铁路利于人民出游，“虽然商贾得利，何异于夺此民以予彼民？”另一方面，认为“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方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其五，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其六，认为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建铁路，复毁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而作乱。”

刘锡鸿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值一驳。但在当时，却是声振朝野，其内容林林杂杂，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利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认为修建铁路会惹怒山神，破坏风水，招致鬼神不满，从而引发灾难。同时，还会引发民乱，因为修建铁路，会毁坏田土山水，引发矛盾，有些刁民会趁此作乱，危及清王朝统治。

刘锡鸿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不管对方观点如何，只须此招，便可以使其他观点无从反对，甚至可将对方置于死地。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曾任广东巡抚，首次出使英国，是清朝第一任驻英法的大使，刘锡鸿作为副使一起来到英国。可是他们两人的观点却相互牴牾。郭嵩焘对西洋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远远超出当时国人。他当时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兴衰，不能只是船坚炮利，重要的是兴办教育，发展科技，利用鲜明的法制，对社会整体进行约束、规范，郭还多次提到日本，不只是引进武器，还到各国学习教育、铁路、电报……对国家进行根本的变革。他对朝臣之间经常秉持老大中国的心态、动不动就无限上纲上线，进行莫名其妙的义利之辩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群盲相遇于途，辨争哄击，相与哗然、而终一无所见。”郭嵩焘也是修建铁路主张者，但是，在那个时代，刘锡鸿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

在出使英法期间，郭嵩焘认真考察了英国的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认为应该着重学习西方富强之本，他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居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可是，作为副使的刘锡鸿对郭的观点却极力反对，他还是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认为西方技艺是“末”，中国的纲常伦理是“本”，主张整饬纲常伦理，反对洋务派专注于学习西方技术的做法，他还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反映郭的不是，列出种种“罪状”。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虽然，刘锡鸿在英国多次乘坐火车，感受到铁路的便捷，对民生与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他虽然也承认铁路利于人民出游，但是铁路更是有利于商贾，这不是夺取民众利益给予商家吗？即使是铁路能带来货物流通，但是也会带来人的欲望放大，从而使人们只追求物质利益，引发奢靡之风。一句话，还是死守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商业不利生产，更不要说看到市场经济的魅力。这种不讲经济，以道德抑制经济的说教，在当时依然大行其时。

现在，再也没有人说要不要修改铁路了，再看这场争论，他们的观点也许不值得一议，但是他们为什么会争论，如何争论，依然值得后人研究。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