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科场不幸文坛幸。蒲松龄将他的一切愤懑不平转换到了神鬼狐妖世界，成就了《聊斋志异》的辉煌。虽说是秋坟鬼唱，但毕竟唱透了人生穷达的梦想与沧桑。

蒲松龄19岁参加童子试，县、府、道三关连考三个第一，从此心高天下，傲气渐长，接下来的人生一路走低。从顺治十七年（1660）开始参加乡试，一直考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从21岁的青葱岁月考成了69岁的婆娑老人，前后接近五十年。

乡试每三年考一次，大半生耗在场屋的蒲松龄自己都灰心意冷，写诗悲叹“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左三年，右三年，每一次都是兴冲冲上路，冷清清归家，举人的头衔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据实而论，蒲松龄实在不适合科举考试。他的才能是发散性的形象思维，写聊斋没有问题，做八股，就很成问题。乾隆时期的纪晓岚一样喜欢谈论、书写鬼怪异闻，但他对《聊斋志异》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纪晓岚认为，蒲松龄就是小说家的调调，绝对不是做学问、写奏章的人才。

这评价算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八股文相当于今天的标准化考试，字数、句式、格式都有固定的套路。但蒲松龄的发散性思维难以接受这种约束，而是任性挥洒，信马由缰，还经常来点蒙太奇、意识流，所以考卷经常“越幅”——超篇幅，超字数，这是典型的“违式”，被判落榜，势在必然。

蒲松龄对科考虽然热衷，但对自己的才情学识缺乏精准定位和理性认知。连考三个第一后，好胜心、功利心太强，这是年轻人的通病。很容易导致高估自己，从无知到无畏，自认为才高天下，心雄万夫，却怀才不遇，终生坎坷。

蒲松龄大半辈子都忙于考试，好不容易考个秀才，还是秀才中的最低等。一无显赫的家世，二无炫目的出身，三无傲世的本领，只能在三家村当学究，教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类的启蒙读物换点柴米油盐。即便有机会出去当当幕僚，也进不了体制内，最多也就个合同工，还得看东家的脸色行事，被人呼来喝去，不仅没有获得感，还特别伤自尊。

科考成了蒲松龄的一世心魔。既放不开手，也放不下心，更不愿意转身别顾，知命安分。

所以，蒲松龄一辈子除了谋生，就是伤生。经常写诗填词，哀叹自己有才，老天无眼。这样一来，傲气之外必然多了一股怨气，怨天尤人的情绪弥漫于诗文中，甚至不惜借《聊斋志异》发泄影射。

傲气、怨气导致蒲松龄不仅没摆正自己的位置，还会以偏激狭隘猜疑的目光去看待一切，看似贬低别人，实则是轻薄自己。这种思维已经不单纯是性格缺陷，而是人格扭曲，最终剩下就只有酸气和暮气。如果说左宗棠科场失意后是以竞胜心自强自立的话，蒲松龄就是以不平心损人虐己。

比如他说科举考试“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宝应县县令孙蕙是他老乡，对他很不错，不仅为他写过推荐信，还聘请他当幕僚养家。但在蒲松龄看来：“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自己好歹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现在当了幕僚，成天帮东家送往迎来；见了主人要卑躬屈膝，打躬作揖，好像老鼠见猫，胆战心惊。

正是这种扭曲的人格导致了他和孙老乡的断交；也是这种偏狭心理导致他在教育方面屡屡失败：他做私塾先生三十年，教的学生没有一个中举；他的儿子和孙子比他本人还不如！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科场不幸文坛幸。蒲松龄将他的一切愤懑不平转换到了神鬼狐妖世界，成就了《聊斋志异》的辉煌。虽说是秋坟鬼唱，但毕竟唱透了人生穷达的梦想与沧桑。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