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做到“君子不同而和”，也容易认同各人、各机构、各民族、各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身份下的不同职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分工，提高生产与创造效率，通过互相交换与交流，增进社会经济与文化财富。

经济学认为每个人会在具体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当然也包括道德条件。道德是协调人与人互动行为的规范，往往符合经济效率，比如在《论语》子路篇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有社会地位高与道德水平高等含义，君子按照“和而不同”的标准为人处事往往是高效的。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从古至今的许多暴力与冲突都是只认同单一身份的结果，比如宗教史上的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动机和表现形式，但也不乏共通性和延续性。例如将犹太人视为“谋杀救主基督的人”，“贪婪、阴险”的民族，需对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负责的“幕后黑手”等。

为此，犹太人一直受到歧视、压迫和屠杀。例如十字军对犹太人的掠夺与屠杀，19世纪和20世纪沙皇俄国多次反犹，高潮则为1933至1945年之间的纳粹大屠杀，造成约600万犹太人死亡。

许多人依据单一宗教立场（或“文化”或“文明”）来划分世界，忽略了人们看待自身的其他方式——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文学、科学、音乐、道德或政治等，这往往否定了更多选择的合理性，表现为“小人同而不和”的不良局面。

只认同单一身份，不能包容身份差异往往引起暴力与冲突。如果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互相认同不同身份，那么，就能减少许多暴力与冲突，增进许多合作与共赢。从身份认同角度看，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可以减少冲突，增加合作，符合经济效率。

认同身份差异能够合作共赢，认同每种身份（比如经济、文化、政治等）的职业差异，也能减少冲突，增进合作，提升效率。以不同个人经济职业差异认同为例，现代经济学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为标志，该书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人与人如何以利己为基础，通过“看不见的手”指引使用各自的资源，分配各自的收入，促进分工合作，增进社会福利。

“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交换机制。买卖双方为何交换？除了各自对商品的偏好不同而互通互利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买卖双方生产商品的比较优势不同，各人专事擅长领域，然后相互交换，能够互惠互利。

例如鲁班擅长制作木工，盖茨擅长编制软件。如果两人同时制作木工，编制软件，那么，一段时间内，产出数量的家具与软件较少。如果让鲁班专做家具，盖茨专编软件，在同样时间内，产出的家具与软件较多，通过分工交换，就能提高各人的福利。

买卖双方的交换盈余（经济学称为消费者盈余与生产者盈余）来自各人的比较优势，即每人专门从事自己擅长的领域（机会成本较低的行业），产出了更多物品，增大了社会福利蛋糕。而且，社会蛋糕越大，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分工越细，比较优势越明显，生产效率越高，产出物品越多，反过来又扩大交换规模。经济就在这种良性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了。

做到“君子和而不同”，认同各人不同的经济职业，发挥各人不同的比较优势，就能分工合作增进各人的福利。如果每个人职业相同，均独自从事多项工作，没有形成专业分工，就难以提高生产效率，难以产出更多物品，难以增进社会福利，容易出现“小人同而不和”的局面。这个道理在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国家与国家之间是通用的。

如果能够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容易认同各人、各机构、各民族、各国家的宗教、文化、经济、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不同身份，能够避免许多暴力与冲突，增进许多合作与共赢。

如果能够做到“君子不同而和”，也容易认同各人、各机构、各民族、各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身份下的不同职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分工，提高生产与创造效率，通过互相交换与交流，增进社会经济与文化财富。

“君子和而不同”是高效的道德标准，“小人同而不和”则是反面教训。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人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