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有企业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而将竞争性市场留给民营企业的方向，是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正确理解“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做法。

人们确信，中国的经济起飞，肇始于约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标志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打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门。前者通过发展非公经济极大提升了内部经济活力，后者通过对外贸易快速提升了财富增长速度。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更是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快车道，短短十几年时间，GDP总量已攀升至全球第二位。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各种形式的国有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独占市场，排斥非公经济，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无一例外陷入贫困。事实已经证明，加大非公经济比重，有益于经济发展。

在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今天，推行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鉴于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如何理解“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需要好好研究。

一种方向是，各级地方政府依靠财政资本的力量，不断为地方国企注资或成立新的国企，强力进入市场竞争。这个方向，各级地方政府能够轻易完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任务。因为一方面，国企拥有强大的资金成本优势，远非一般民营企业可比；另一方面，国企可以轻易利用行政手段将民营竞争对手挑落马下，扩大市场份额。

只不过，在这个方向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相当于向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靠拢，于经济发展不利，其社会成本是巨大而难以承受的。

另一种方向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等国家的做法，将国有企业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能够发挥透明度更高、监管更严厉、资本投入更能做长远打算的优势，一方面配合政府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达成施政目标；另一方面，在营利目的并不迫切的前提下，通过精细化管理，打造行业标杆，发挥国有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助力经济质量的提升。

以今天的中国来看，两个方向的结果早已呈现。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更高的东北地区，陷入经济发展困境，民营企业占比更高的南方地区，经济状况较为良好。尤其是改革开放窗口城市深圳，这座非公经济占比最高的城市，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显然，后一种好钢用在刀刃上，将国有企业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而将竞争性市场留给民营企业的方向，是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正确理解“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做法。

事实上，国有企业进入竞争性领域，还有更多棘手的问题难以处理。比如在加强反腐的今天，如果以市场薪酬水平为国企负责人定薪，显然难以服众：国企本身具有先天优势，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能像民营企业一样与企业负责人的个人能力划等号。而薪酬过低，这些掌管着巨量资本与营收现金的企业负责人心理不平衡，很难避免出现腐败问题。这种本身就对经济发展不利、人为制造出来的潜在腐败机会，无疑为反腐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而在另一个方面，由于国企负责人通常是由组织部门考察任命，具有行政级别，如果薪酬太高，显然对政府部门就职的行政官员构成了不公平。如果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太低，又难保进入市场领域的国企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将导致国有资本的损失、财政损失。理论上处于两难的局面。

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介入市场的方式做大做强地方国企，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及小团体利益。国企负责人薪酬水平比照市场提高了，同等级别的其他行政官员收入自然不能过于低下，便于行政官员寻找各种理由增加个人收入。同时，这些国企高收入岗位的就业安置事项也难免成为腐败的对象。

在中央政府层面，或许有其他战略目标需要一些进入国际市场竞争的国企配合实现，但在地方政府层面，实在没有任何必要鼓励地方国企进入市场竞争领域，这种挤压市场的做大做强国企的方向，不仅增大了腐败机会，也将对经济发展构成重大伤害。

（作者系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