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承认“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我们就可从新的角度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来自收入的幸福感受趋于下降。这其实也是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背后因素：人们的消费虽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人们所增加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

居民幸福感会伴随经济增长或其收入上涨而同向变化吗？传统经济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经济学中，主观幸福感（Happiness）通常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个人的总效用主要取决于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量。于是，收入增加，个人可购得的商品数量随之增加，那么，个人获取了更高的效用，也就意味着幸福感的提升。

这个观点受到了挑战。伊斯特林（Easterlin）研究发现，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更高收入确实会带来更高的效用水平。因为，高收入意味着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不过，他也发现，当收入更高的时候，人们的平均主观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这就是著名的“幸福-收入之谜”。

A

“幸福-收入之谜”的主流解释及其质疑

主流学界对于“幸福-收入之谜”的解释，可归为三大“流派”：

一是相对收入说，也被称为参照团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个人的幸福感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即相对收入）负相关。也就是说，幸福是比出来的，或者说幸福来自攀比。如果别人的收入比自己高，别人的生存状态比自己好，自己就会觉得不够幸福。于是，不少“心灵鸡汤”宣扬说，如果你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老是和比你过得好的人比；如果要让自己更幸福，就应跟比自己差的人比，比如看看那些处于战火纷飞中的人们，就会珍惜自己当下的幸福生活。

二是“遗漏变量”说。这一理论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很多非收入因素，如婚姻、就业、健康、休闲、人际关系、社会安全、生态环境、政治参与等等。如果单纯考虑收入因素，则非收入因素就被“遗漏”了。非收入因素与收入负相关，随着收入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会下降，从而抵消了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得幸福感持续不变。

三是综合因素说。这一理论与“遗漏变量”说有点类似，它将收入、非收入因素等变量纳入统一框架，分析认为各变量对幸福影响权重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和幸福不相关，不存在“幸福-收入之谜”。实际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布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如不丹政府“国民幸福总值”，OECD的“更佳生活指数”，日本内阁的“幸福度指数”等，都采用的是综合指标体系，收入只是众多幸福影响因子中的一个。

上述不同流派的解释，对幸福的定义并不相同，前两种解释中的幸福，是主观感受意义上的幸福，第三种解释则是主观与客观合一的幸福。

先谈谈相对收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主观幸福感分成两类：第一类幸福感，是自省的幸福，即独立于一个人的外界情况的内心幸福感，取决于自身的修为和境界，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就如孔夫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第二类幸福感，则是来自攀比的幸福感，源于个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如卢梭所说，“人除了希望自己幸福之外，还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第一类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不大；但是，第二类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很大。相对收入说，最大的缺点是，容易走极端，从而沦落为“心灵鸡汤”：要么认为个人幸福只需要跟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要么主张人们跟比自己差的人比，而对过得比自己好的人视而不见。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再看“遗漏变量”说。实际上，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实证分析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非收入因素（如休闲）不但没有下降，相反却呈现增长的趋势，收入和许多非收入因素同时增长，这使得非收入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大打折扣，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从幸福的研究看，幸福的确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可是，收入是影响幸福的最为基础的因子，没有收入，就没有那些“非收入因素”，比如更好的住房、医疗、教育、休闲等等。试想，你的收入不够高，能住上高档住宅或者买得起学区房吗？

最后看综合因素说。实际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只是描述了幸福的复杂状态，也就是说，将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采用一定的算法，计算出来一个数值，衡量一个人、一群人或某个区域的人的幸福状况。但是，综合的计算，并不能否认收入的作用。笔者曾经运用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分析发现，如果用综合指数与收入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幸福-收入之谜”依然存在，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长，综合指数值会有下降。

总体而言，对幸福的研究所提出来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是描述性，规范的经济学纯理论分析的论著极少，因此，严格地讲，上述三种解释，并非理论，而是一种描述。

B

“幸福-收入之谜”新解

破解“幸福-收入之谜”，实际上要厘清“效用”（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关键之处在于“收入”的界定。关于“收入”，应当从两个角度入手处理：一是将单位货币收入（如1元钱）作为“货币”因素，并假定其边际效用不变，从而作为商品边际效用的衡量单位。这种假设是非常必要的，毕竟，货币是一个“尺度”，是用来衡量边际效用的，“尺度”本身有效用，但它应当是恒常量，否则，无法用来测度效用。这就好比我们用直尺来测量物体的长度，毫无疑问，直尺本身就有长度，但这个长度必须是一恒常量，否则，无法衡量物体的长度。二是将“收入”与“单位货币收入”区分开来。主流观点仅仅将“收入”（较多数量的单位货币收入）作为预算约束，比如，收入的增减，意味着预算线的向外移动，可购置商品数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效用水平。这么处理没有错，但过于简单粗暴，道理很简单，“收入”本身也是有效用的。就如《伊索寓言》中的那个守财奴，将他的金块埋到一棵树下，每天他都要去将金子挖出来看看。守财奴的幸福，可以单独依赖于金子。实际上，每当收入上涨，我们都会很高兴的，这种高兴可以独立源自收入的增加；当然，与此同时，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休闲等等影响幸福的外在条件有望得以改善，从而增进幸福。

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出两种结论：

（一）静态情况下，无论单位货币还是收入，边际效用均保持不变

从静态分析，不考虑时间因素，由于假设某个居民收入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收入的边际变化为0，对产品或行为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于是，居民的消费行为可以用商品的边际效用曲线来解释，而不必考虑收入变化的因素。此时，不仅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收入的边际效用也不变。

在均衡状态下，随着单位货币的数量的增长，总效用相应增加，但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从而，曲线表现为夹角45度的直线。

（二）如果区分“收入”与“单位货币”的概念，并考虑时间因素，那么，收入的边际效用必然递减

“单位货币”（或者货币单位）与“收入”其实是不同的概念。货币单位作为尺度，必然是一个恒定量，边际效用递减；但是，动态情况下，“收入”是可变的，也不是尺度。那么，“收入”相当于单价为“单位货币”（如1元钱）的商品。

按照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当某个居民收入（不仅包括货币性状的收入，其他一切具有财富性质的产品，比如黄金、古董、字画等等，也可纳入到“收入”概念中）增加时，预算线向右移动，可购置的商品或消费的行为也就增加了。随着商品或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收入的边际效用也将发生变化。消费者用收入换取商品或消费行为，其实就是用收入的效用去交换商品或消费行为的效用，从而，商品或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于收入也适用：就某个居民而言，随着收入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从心理感受的角度看，收入的增长，如同拥有其他物品数量的增长一样，带来的边际心理感受是变化的。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拿到工资，兴奋异常；第二个月，感觉淡化了不少……不久，不再有最初那种强烈的感受，日趋淡然处之。

显然，“收入”可以被定义为单价为“单位货币”（如1元钱）的“商品”，那么，与其他消费品一样，它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律。

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从而其效用曲线的形状与单位货币的效用曲线不同。收入的效用曲线是严格凹的，其斜率是严格递减的，而且，收入的效用曲线的二阶导数为负。

那么，如果承认“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我们就可从新的角度解释“幸福-收入之谜”：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来自收入的幸福感受趋于下降。这其实也是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的背后因素：人们的消费虽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人们所增加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笔者根据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居民个体幸福感与收入水平具有如下的关系：在中低收入水平，报告“幸福与比较幸福”的样本比例大致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在中高收入水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最高收入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相比中高收入组有所降低。根据数据推导出函数公式，计算得出，其二阶导数小于0，亦即表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

C

政策意义

在“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说”解释下的“幸福-收入之谜”，为公共财政提升国民幸福指数提供了税收政策理论。研究最优税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主张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

如果认为收入给居民带来的幸福感是递减的，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收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10万美元，相对于比尔·盖茨而言，带来的幸福感或效用显然远远小于一个普通家庭。因此，在经济政策中，应当考虑分配加权，征收累进税，并通过转移支付惠及穷人，从而提升国民的幸福。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