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们只需弄清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自己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如有违正义背离公德，则应及时检省、约束、修正自己，只要履行好一个文人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便无愧于内心，便是无悔人生。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写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句诗不仅彰显了古代文人士子的高迈气节和超拔人格，而且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时代责任。从古至今，大凡具有这种社会担当和时代责任的文人，其吟诗作文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抒发一己心绪情感，更不是纠结个人恩怨得失，他们常常把笔触聚焦于表征自己所处社会症候和风貌的弱势群体，从黎民的急切盼望和草根的殷殷期许中，去探寻和摹绘时代发展的病灶与愿景，他们自己也在探寻和摹绘中成为时代的先觉、社会的良医、百姓的偶像，成为被后人所膜拜所敬仰所效仿的不朽文人。

撰写影响当下且传承后世的道德文章，大体需要三个方面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在道德人格上，需具备大丈夫伟岸气概、心系苍生的正义良知和奉献天下的责任意识，二是在学识阅历上，需要具备深湛古典学养、广博的社会见识和敏锐细腻的洞察思考能力，三是在人生机缘上，需正逢变革转型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诚哉斯言。写千古文章的个中辛劳与甘苦只有文人自己最清楚，局外人和后人难以体会和理解，更何况很多文人虽然“一世辛劳文章事”，最终却落得“无缘杏市被雨湿”的归宿。

匪夷所思的是，尽管撰写千古文章关涉身前身后名，尽管写作过程非常困厄比较艰辛，而且最终还不一定为大众为后世所认可，但读典籍工翰墨始终被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且皓首穷经、乐此不疲，究起根本原因，无非是文章一直作为社会和文人的双重需要而存在：一方面是人类社会进步总是借文章加以记载、梳理和展望，另一方面文人也孜孜不懈地借助文章来展示个人才华、体现自身价值。因此，自从人类社会迈入序统化管理轨道以降，文章就成为经营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成为管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手段。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文章日益从一种个人行为演变成一种社会行为，文人为了改变自身命运对读圣贤书写经世文趋之若鹜，撰写文章遂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职业，先人做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客观评断，是基于对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的深切认知，这也说明读书为文已成为古时文人追求的主流价值取向。然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世上确实也有些文人不合群不入流，他们不秉持任何功利性目的和世俗性追求，喜欢一盏孤灯展卷、心无杂念著文，痴情痴迷于学术探索，热心热衷于文化传承，默默地在朝着文明宝塔的路上跋涉前行，偶有心得体会便暗暗自喜、心旷神怡，如能邀得志同道合的朋俦前来分享更是快事，索性沽些美酒弄些菜肴，推杯换盏相互酬酢，脸热耳红浅吟低唱，酒席散去又钻进书房，埋首于青灯黄卷，很少关注世事纷扰，即便进城观风或下乡问景，也衣着简洁行囊清爽，我行我素，悠闲无羁，倒也不失一介书生的应有本色。其实，在这些文人心中，大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慷慨气度。他们坚信无论横风多重，正气终将直行；不管阴霾多浓，朗日终会高照，因此，守住甘苦寂寞，潜心修炼修为，便不枉人生、无愧家国。

毋庸置疑，社会发展需要文化传承，国家进步需要文章描绘，但优秀文化的赓续和优质文章的书写，需要的是一批淡泊名利的文人来完成。心境明澈的文人怀揣一份执着默默地坚守，无需为身前身后有无声名而烦恼忧虑，无需像当今某些学人那样为了课题中标荣获大奖而焦虑叹息，更无需为不义之财而惊恐万状、为贬降荣衰而寝食不安。他们看似清苦惨淡寒酸，实则在与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其乐融融，真正享受到了淡然悠闲无虑的名士生活，谈笑有掌声，往来无牵挂，进入“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真文人境界。由此，笔者联想到人世间本该这样本应如此，没有风生水动哪来的潮起潮落，没有树杂花繁哪来的五彩缤纷，各种人事物象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逻辑，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间所有现象其合道与否，自有自然法则加以界定给予裁决，文人们只需弄清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自己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如有违正义背离公德，则应及时检省、约束、修正自己，只要履行好一个文人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便无愧于内心，便是无悔人生。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