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积累、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可以提高要素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引起其他要素边际产量递增。从这个角度看，可以通过改革推动技术进步与制度改善，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增长源自生产扩展，如果用生产函数代表投入产出关系，那么，产出就是投入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函数。如果用资本代表物质资源，劳动代表人力资源，那么，产出可用资本与劳动的某种乘积表示。如果考虑技术与制度引起生产效率变化，那么，再乘以一个代表全要素生产效率的系数，这就是典型的生产函数（例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如果投入的资本与劳动同步增长，那么，产出将同步增长，规模报酬不变。如果资本与劳动不能同步增长，那么，到达一定时点，投入比例上升的要素边际产量将递减，此时，另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将递增。比如车辆行驶在路上，道路资源不变，超过一定点，车辆再增加，车行速度必将下降。此时，如果能够拓宽道路，行车速度将提升。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开放完善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国内外资本投资增加。当时，劳动资源十分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这过程中，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增。从资本与劳动产出贡献与收入占比看，根据经济学家刘小鲁的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从1998年的59%降至2007年的47%，资本收入占比相应增加。

如果一定时间内劳动数量不变，随着资本数量增加，资本边际产量下降，资本投资下降。这就是凯恩斯投资不足引起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增长放缓的理由之一（另一原因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减少）。

此推理的前提是要素效率不变，如果考虑技术进步与管理改善等影响效率的因素，那么，推理不再成立。以《国富论》中造针厂商为例，据亚当·斯密介绍，某个扣针制造厂商雇佣10个人通过18道程序生产经营。如果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制造，那么，人均产量将比每人独产情况下增加240倍以上。这个例子中，技术进步即生产方式改变提高了生产效率，如果把它视为劳动质量提升，那么，相当于劳动投入量增加了240倍以上。这种情况下，资本相对劳动变得稀缺，如果资本投入增加，那么，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增。

制度改进能够产生同样效果。比如中国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努力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这样一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质量提高变向提高了劳动数量，此时，若投入机械、化肥等资本，边际产量也将增加。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上述原理同样适用。如果把前几次工业革命视为体力工具化、机械化的结果，那么，最近的人工智能就是将脑力工具化、机械化。

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工具化，工具的开发、运用与维护离不开劳动。体力与脑力工具化积累了更多资本，提高了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从上述原理看，资本密集情况下，劳动投入的边际产量将递增。而动报酬由劳动边际产量决定，所以，人工智能将提高劳动报酬，不会替代工人，引起工人失业。

综上所述，科学积累、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可以提高要素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引起其他要素边际产量递增。从这个角度看，可以通过改革推动技术进步与制度改善，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

（作者系中国经济学人论坛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