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处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在悄然发生转化。

一方面，是从“做大蛋糕”、物质追求转化为“分好蛋糕”、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的时代，社会发展首先要保证的是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从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转化为在新体制下实现不断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开启，延伸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度，为党的历史带来新的、深层次的内容。党的历史在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A

党的历史分期是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反映

分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或曰切入点。研究历史之所以需要确定分期，不只是方便研究和阐述，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运动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是社会的矛盾运动。

这里所说的矛盾运动，其表现形态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阶段性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实践主体所处的历史方位。每个历史方位有其特定的矛盾，从而决定了每个历史方位下人们的社会实践内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下，不断地产生、认识和解决矛盾，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而奋斗的近百年历史，同样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解决不同历史方位下的矛盾，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同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这些不同的时期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在于党所从事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党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活动发生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开始领导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入到党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富强的要求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始终是这个时期的历史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建设”取代“革命”成为新的历史主题。中国人民对于迅速改变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的要求和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曾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一矛盾作为主要任务。但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此才有了牢固认识，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也由此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性转折点，成为划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的标志。党的历史也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B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了新内涵

中国共产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基本依据和逻辑起点，同样在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党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在1979年已达3624亿元，但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人民生活水平依然低下，生产技术仍然落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当时中国的首要问题；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的经济革命和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再落后下去“要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正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经过40年的努力，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处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在悄然发生转化。

一方面，是从“做大蛋糕”、物质追求转化为“分好蛋糕”、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的时代，社会发展首先要保证的是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财富。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提升经济的质量、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就成为主要问题。同时，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基础。当社会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发展的追求，成为更高层次的需求。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下降到极少数。物质层面的供求不平衡矛盾已经解决，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群众内部需求满足程度的矛盾。所有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由于发展起点不相同、发展速度不相等、发展程度不均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很多需求尚且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这意味着我们党下一步奋斗的着眼点，就是在继续保持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同时，让更多人对美好生活和全面发展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

另一方面，是从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转化为在新体制下实现不断完善和发展。改革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最鲜活的特点。党坚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突破旧体制下的规则体系和利益结构，接纳和建立新的体制机制，逐步实现对计划体制的革命性改变，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经过多年努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代表的各项新体制新机制在我国已经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成功开辟。党和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到达成功的彼岸。这意味着我们党下一步领导改革的重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新体制下，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进行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将改革和开放内化为实现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这其中更多的是进行以存量为主的改革，进行全面、平衡而不是优先某一两个领域的改革，着力解决以前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既让改革措施满足人民所想，也让改革成果为人民所分享。

这些变化表明，党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的“新时期”。后一个“新时期”既是前一个“新时期”各项成就在量的积累上的结果，也是对前一个“新时期”在质的方面的提升。二者既有历史的继承和联系，同时也有各自明显不同的特点。

C

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

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个分期的基本依据和逻辑起点相对应，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获得解决，应当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逻辑终点和新的历史时期的逻辑起点。为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应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分划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四个分期来，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

明确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在政治、理论、实践和学术四个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在政治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从时间维度上看，这个历史新时期起始于党的十八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以新的实践开启了新的时代；党的十九大召开，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命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这一历史新时期的开创者、引领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这一历史新时期最主要的指导思想。明确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有助于人们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历史性贡献。

第二，在理论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突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党的历史是全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党90多年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历史，是我们进一步努力奋斗、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的精神动力和经验支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面临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读史使人明智”，明确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更清晰地把握党的历史在新时代的特点，更好地理解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第三，在实践意义上，可以更好地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略安排。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又作了进一步明确和“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明确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有助于突出新目标、新征程的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突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充分展现党的历史不断发展前进的创造性和规律性。

第四，在学术意义上，可以更好地记载和研究党的历史。党的历史进入新的时期，无疑将拓展党史研究这门学问的内涵和外延。对历史进行时期划分，直接目的是便于对历史进行更好的记载和研究；而历史时期划分的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记载和研究的效果。明确党的历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能够满足多方面的研究需要：它体现一个历史时期内统一的逻辑标准，便于人们以新时代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样的同一逻辑认识历史；它体现历史求“变”的特性，符合史学研究探求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发展变化的宗旨，便于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基质差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载和研究将更为准确、更为系统，也更加顺应和体现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目标、新要求，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党的历史中的重要内容，是党史研究新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