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同样，避免“后发劣势”也需要市场化改革。换句话说，假如一个国家陷入“后发劣势”，那一定是市场化改革停滞。

最近，经济学家杨小凯2002年一个有关“后发劣势”的演讲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谓的“后发劣势”是指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只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经济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陷入停滞发展状态，甚至失败。杨小凯在文章中用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后发劣势”确实存在。

“后发劣势”概念不适用于欧美国家，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后来者基本上都成功地模仿了先行者的制度，其中以美国对英国的“模仿”最为典型。在欧美之外，有没有国家只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取得成功的？在欧美之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取得成功的后来者，但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仅仅是模仿他们的技术，还有产生先进技术背后的因素。

不难发现，能从落后国家转型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国家。南美、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长期停留在中度发达甚至更低的发展水平上，比如南美的发达经济体只有智利。这说明“后发劣势”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确实“模仿”了西方的技术，通过招商引资，消化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技术，比如互联网就不是中国原创。但应该说，我国取得的成就主要不是模仿技术取得的，而是通过制度变革取得的。比如中国实施了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保障了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权利，在城市开启国企改革，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改革力度。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后，吃饭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这是在技术没有什么进步的情况下取得的。

实际上，假如没有制度的相应改革，技术的“模仿”也不可能有效果，因为技术只有变成产品，在市场上售卖出去，满足人们的需求时才算发挥了作用，而制度改革创造了使技术得以利用的市场。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和苏联都想发展技术，在技术方面也都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优先于技术。

所以，不存在仅仅依靠技术模仿就可以获得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其实也是“制度改革的优势”。但很多落后国家并不清楚他们所获得的优势都是通过市场化改革获得的。米塞斯就曾指出“东方民族没认识到他们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术，而是产生这些技术的社会秩序，他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寻求工程师和机器，东西方的差距在社会和经济制度。”米塞斯的这一观点其实是“后发劣势”的另一种表述，和杨小凯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发优势”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同样，避免“后发劣势”也需要市场化改革。换句话说，假如一个国家陷入“后发劣势”，那一定是市场化改革停滞。没有市场部门提供的财力以及价格信号，政府根本无法运转，更不要说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应该成为基本认识。遗憾的是，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把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视为优势。

改革往往从相对容易的市场部门开始，经济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高速发展，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在政府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在市场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在扩张。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也不是增长的驱动力，相反是消耗社会资本的部门。

我们说，在市场部门高速扩张时，政府干预市场的消极效应不明显，会被市场扩展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掩盖，但是，一旦市场的扩展速度放缓，这种“后发劣势”效应就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