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代表是不能分开的，这个立场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它本身就是永恒的自然法，因为属于一个人的东西，绝对是属于他的，没有人拥有不经过其同意就拿走的权利。

美国的独立，源自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政策。独立战争之前，围绕在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英国和北美殖民地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一向还算谨慎，但七年战争后发生变化。1764年制定《糖税法》，1765年《印花税法》，1767年又制定《汤森税法》。早些时候，美洲殖民地大致认为英国有权为管制贸易而在殖民地征收关税，但内部税则必须由殖民地议会批准才能征收。糖税属于关税，而印花税属于内部税，所以，糖税受到的反抗和争议较小，而印花税则受到激烈的反对。随着争论的深入，无论英国还是美洲，都不再区分关税和内部税，殖民地坚持“无代表不纳税”，而英国则坚持“实质性代表权”。

《糖税法》出台后，弗吉尼亚的抗议书就直接提出：按照英国的自由的根本要求，征税法案由殖民地居民自己选择的代表来制定。《印刷税法》出台后，殖民地继续提出，根据英国的宪法，税收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因而只有民众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征税的权利。但英国议会中没有殖民地的代表，所以没有向北美居民征税的合法权力。

英国政府坚持帝国议会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正当权力，因为殖民地虽然在议会没有代表，但他们的利益仍然得到了“实质性的代表”。乔治·格伦维尔的内阁财政秘书托马斯·惠特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强调不能对代表权做狭隘的理解。他认为，一个议员并非是选举他的那群选民的代表，而是整个大不列颠平民的代表，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大不列颠的国民都在议会得到实质性的代表，因而，帝国议会完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

这种“实质性代表权”的观点，得到英国朝野许多人士的赞同。英国议会下议院索姆·詹宁斯进一步申述了“实质性代表权”的理论。他说，所谓必须经本人或自己所选举的代表同意方可征税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在英国许多地方，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富裕和繁荣的商业城市，在议会根本没有席位，难道他们就不是英国人？难道他们就没有被征税？他还警告说，殖民地不过是特许状所创设的法人社员，没有更多的理由来摆脱议会主权的制约。

殖民地人士针锋相对批驳了“实质性代表权”的理论，杜拉尼说，英国的选民和非选民之间联系密切，休戚与共，因而非选民的利益可以通过选民及其选举的议员而得到代表。但北美居民和英国的选民之间不存在密切的联系，前者所受压迫再多，也不会引起后者的警觉或同情，甚至某种极端损害美洲居民利益的法案，可能在英国大受欢迎。因而英国选民及其选举的议员也不可能代表北美居民，平民院无权处置北美居民的财产。殖民地媒体的文章发问道：“他（指英国议员）了解我们吗？不。我们了解他吗？不。我们能对他的行为加以任何限制吗？不。他非得有保护我们的自由和财产的义务和兴趣吗？不。他熟悉我们的情况、处境、需要之类的东西吗？不。那么，我们还能从他那里期望得到什么呢？除了没有止境的税收之外，什么也没有”。一篇题为“一个普通农夫的信札”的文章诘问道，“如果实质性代表权”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全体英国人民就可以用任何一个选区的成员来代表。可是，何以苏格兰与英国合并后，还要向议会派代表呢？同一个国家内部有些人有选举558名成员在议会代表他们，而另一些人则无权选举一个代表，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差别吗？

实际上，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人不同意“实质性代表权”理论。威廉·皮特说，如果北美居民在下议院得到实质性的代表，那么，谁在下议院代表那些美利坚人呢？难道是由英国某郡的某位骑士来代表的吗？力促废除印花税法的卡姆登爵士认为，税收与代表是英国宪法的核心，他说：“税收和代表是不能分开的，这个立场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它本身就是永恒的自然法，因为属于一个人的东西，绝对是属于他的，没有人拥有不经过其同意就拿走的权利。这种同意或者由他自己来表达，或者他的代表来表达”。

英国废除了《印花税法》，却又附带了一个《公告法》，强调殖民地必须服从和依赖英王和英国议会，议会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制定和管理制约殖民地的法令，暗含着英国议会有权征税的内容。不久，英国果然又出台《汤森税法》。《汤森税法》同样受到美洲的抵抗，旋即也被废除，却又保留了其中的一项茶税。保留茶税，或许仍然是在宣示英国向殖民地的征税权。而殖民地也意识到，由于茶税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议会有权向我们征税的原则已经被放弃”。茶税这个尾巴，终于成为北美独立运动的导火索，有关征税权的争论最终演变成为战争。（作者系财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