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清松和张桂芳夫妻俩在河南洛阳市老君山做挑山工，每人每天背运货物超过1000斤，每斤能挣0.1元钱。张桂芳说想给独生女招个上门女婿，这样就有人给他俩养老了!在老家盖房要花费30-40万元，买车做嫁妆也要花10多万，所以他们必须拼命挣钱。（8月15日《大河报》）

上山不易，负重前行更难，挑山工挣的都是辛苦钱；既缺乏知识和技能，也缺乏人脉和社会资本的他们，只能依靠体力劳动在市场中获得激励与回报。干着许多人不愿意干也干不了的活计，热爱生活、努力工作的挑山工，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社会认同。

看似不起眼的普通劳动者，同样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中，爆破工说“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采煤工说“乌云是天上挤压的煤层，等待我去开采”；不怕吃苦的挑山工夫妻，为了挣钱拼尽全力，背后的精神力量是什么？以血缘和伦理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驱动他们无怨无悔地承受了“甜蜜的负担”。

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指出，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只有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维持血脉的延续作为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职责，导致帮助子女成家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在婚姻进入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许多乡村老人为了帮助子女顺利进入婚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

社会流动的加速，导致婚恋圈子不断扩大、婚恋竞争逐渐加剧；伴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经济因素不断嵌入婚恋领域，结婚往往会耗费一个乡村家庭多年的积蓄甚至需要借贷；性别结构的失衡，让女性在婚恋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在通常情况下，有更大话语权和选择空间的女方往往会比男方少花许多钱；挑山工夫妻之所以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是因为他们希望招一个“上门女婿”。

在乡土文化中，“上门女婿”难免会遭遇污名化，从“完整的、正常的人”降级到“沾上污点的人，被贬低的人”，被赋予了某种不光彩的色彩。愿意当上门女婿的单身男性，往往在婚恋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对上门女婿的一种“弱势补偿”，女方不仅不要彩礼还会想方设法对“小家庭”进行赠予。挑山工夫妻送房送车，就是为了提升女儿在婚恋市场的筹码。

“挑山工招上门女婿”说到底，就是乡村老人为了“老有所养”进行的无奈、艰辛的“自我救赎”。当挑山工慢慢老去，不仅会失去收入来源，也会承受长期高负荷劳动带来的“后遗症”；只有一个女儿，挑山工夫妻显然渴望“老有所依”，这不仅包括经济资助，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读懂他们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顽强与坚韧，对“挑山工招上门女婿”多一些包容与体谅，才是我们应有的姿态。（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