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头脑，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联合省内主要媒体开设“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理论特刊，重点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同时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南粤大地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学术支持。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持续扩大开放，就是要让中国在更大范围走向世界、更高层次融入世界，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提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持续了40年。从一个相对封闭、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既充满坎坷也孕育着自信的伟大历程。从过去引进并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经验，到如今务实自主、创新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未停止。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中国一直在努力维护甚至营造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的国际及周边环境。然而，当逆全球化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冲突以贸易摩擦与纠纷的形式再次呈现出大规模爆发的趋势。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甚至是挑战。

客观地讲，全球化产业分工及贸易多边体制是以往中国经济得以实现飞速发展的必要外部环境，也是中国着力维护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符合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诉求的重要规则。但随着个别霸权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势实施，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通过贸易摩擦手段的频繁运用而变得日益激烈且直接，这也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的正常存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中国面临的真正考验是在中国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实现经济发展壮大之后，如何在相对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坚守并扩大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诸多成果。

今年以来，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到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持续扩大开放，就是要让中国在更大范围走向世界、更高层次融入世界，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改革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它不仅告诉我们，也告诉世界，当代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和决心。这同时也是一份应对挑战、把握潮流的中国方案。

基于以上论述，针对近期围绕中美贸易摩擦议题而展开的两国间的国际关系大讨论，除了众所周知的地缘、战略、决策议题外，本文选取数个相关问题分别进行探讨，从而透析出中美两国在发展道路及国际社会治理模式方面的认知差异，并尝试提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一些动因和根源。

一、谁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既事关全局，又直指核心。实际上，西方包括美国对于“中国崛起”及“中国制造”的恐惧由来已久。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其上任前后多次指责中国“窃取”美国人的工作。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美国企业主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建厂，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低技术工种行业的竞争。随着市场全球化进一步分工，也有一些美国企业将工厂迁移至中国周边的诸多国家。如果可以无端地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人的工作，那么又是谁窃取了中国人的工作呢？

美国《哈佛杂志》2017年7月/8月期曾刊登一篇名为《美国公司是如何窃取美国人的工作》（How U.S. Companies Stole American Jobs）的文章。该文指出许多美国公司将大量的工作职位以分包契约的形式转出，同时由于美国就业人群中出现了一种“非典型工作制度安排”（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群选择做临时合约工（Temps）或者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s）。与此同时，美国信息及计算机软件产业大量依靠设立在印度的外包服务。那么依循中国“窃取”美国人工作的逻辑，印度也是在千里之外窃取美国人的工作了？其实，在产业分工早已实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总是向产业不发达的地区转移，从而持续地避免发达地区业已出现的生产成本上升、劳资矛盾凸显等“结构性”不利因素。其实，这背后多少有着一种“不可抗拒之市场力量”（Irresistible Market Forces）在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因此，很显然，指责中国“窃取”美国人工作的逻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中国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依据特朗普政府发布的“301条款”调查报告，此轮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的关税保护措施特别针对中国的工业成长计划，其中就包括《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企图遏制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阻止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从而长期维持美国在工业制造以及相应科技研发领域内的优势地位。

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构想对中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须依靠的坚实基础，也是构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之关键。中国从贫穷落后到实现经济腾飞，人民的生活基本实现小康，这一切都离不开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如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强大的制造业能够确保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

长期以来，中国在已有相对健全的工业制造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集中发展，出口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到世界各国市场，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消费至上的美国国内生活方式。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生产分工早已全球化的时代，就同类商品而言，相对富裕的美国消费者似乎总是能够在最早的时间以最优惠的价格获取最新最潮及最优配置的产品。而当中国人民着手改造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努力实现制造业强国梦想时，这似乎动了某些美国利益集团的奶酪。那么问题在于：中国就不能拥有自身的工业强国梦？是否中国人民就没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权利？狭隘的排他的政治理念必将导致狭隘的政治实践，并最终导致自身发展道路的狭隘。

三、谁在操控国际金融及贸易体系并利用优势地位打击潜在竞争对手？

在国际经济秩序及贸易规则演变议题上，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清晰的借鉴与参考。历史上，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不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解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后更是带有目的性地操控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在《资本失控：干涉主义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一书中，美国学者迈克尔·罗瑞奥克斯指出，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放松对其金融中心的管制，美国长期积累巨额并且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拒绝兑现的预算赤字，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领域“竞争性放松管制”进程的出现。而美国的意图则非常明显，即“利用其在开放、自由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鼓励外国人融资并承担调整美国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时产生的负担”。（埃里克·赫莱纳，1994）

不仅如此，上世纪70及80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其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一旦美国认为日本的经济成长对美国的经济及工业领导力形成威胁，那么作为对日本“经济入侵”的战略性应对措施，美国对日贸易战就会频频上演。事实上，到1989年为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日本总共实施了24起“301调查”。既然如此，我们自然就没有理由对今天美国对中国故伎重演而感到意外。

四、非和平的权力转移正在上演？

在海内外媒体及学界，有关中美权力转移的讨论早已是屡见不鲜。简言之，权力转移理论的经典观点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80%-120%的力量对比区间称为权力持平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崛起大国对现有权力结构与秩序的不满会导致战争冲突可能性的上升。往往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媒体智库便经常性地将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进行对比，并轻易推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而从体量上渲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击甚至是威胁。殊不知中国目前的GDP总量也仅为美国的63%左右，更无需对比人均GDP、军事及科技实力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

美国媒体、智库及战略决策部门习惯性地过度渲染中国的快速崛起，既是“捧杀”，也是为实质性“遏华”进行舆论造势。从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看，美国方面的行为具有某些“灰色区域战略”的特征，其中经济手段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高端的禁运、严格制裁、能源威吓；中端的有针对性的部门拒绝准入、有限的制裁；低端的贸易政策（调整）、暗示的经济威胁。

显然，目前特朗普政府措施已经从过去美国政府常采用的低端手段演进到了涵盖低端、中端的实质性综合经济手段：既包含贸易政策的调整，也包括有针对性的部门拒绝准入（如特别涉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有关产业及部门的301调查、针对中兴及华为等华企的制裁或特别调查等）。但是，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渲染，中美之间非和平的权力转移非但没有出现，实则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转移区间也尚未到来。贸易纠纷与摩擦频现，逆全球化正在解构全球贸易多边体制，中国只有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发展主线，稳住自身阵脚，才能在乱局中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五、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起共谋发展，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担当

世界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与潮流。当世界政治及全球治理面临着所谓西方自由秩序的“无为”或“不作为”时，当特朗普政府高喊“美国优先”并频频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压制他国时，中国则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起共谋发展，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担当。

与此同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更是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经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受到个别国家和势力集团的干扰甚至是阻挠，但顺势应时、击水行舟的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已无法阻挡。唯有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中国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看清前进的道路，不迷失，不彷徨，勇往直前。

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地区，其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因而容易受到外部变化因素的影响。当前全球贸易争端频发，中美经贸关系趋紧，广东的对外经贸将可能面临出口压力增大等不利局面。对此，广东必须着眼长远，改变以出口为主的对外经贸发展模式，转为以投资带动出口，努力实现对外经贸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广东必须做到思想与行动都从更高的起点出发，不仅需要未雨绸缪，更需要“内修于心，外修于行”，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指示，秉持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积极研判内部外部环境，努力践行国家赋予广东的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