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唯有紧扣“减税”、“简税”、“监税”三大税制改革的重点目标，并实现三者的共同改进与突破，或能逐步建构优良税制，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最终满足每个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不论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也不论现实的税收治理处于哪个位阶，就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基础与枢纽地位和作用而言，始终紧扣“减税、简税与监税”三大重点目标创新优化现行税制，毋庸置疑，都是一种客观理性的选择。

第一，“减税”既意味着纳税人税负的总体降低，也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相应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也会减少。这个道理，在税收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看来，岁入增强“使他们能够精心建立国家机构，将更多的民众纳入这些机构的治理范围之内，并增加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减税顺应纳税人的自利本性，意味着纳税人财务自由的扩大，创获财富原动力的增加，以及福祉总量的增加。

减税可以给予财富创获者——纳税人更多的财产与经济自由，以便可持续地激发这个群体创获财富的首创精神与原动力，特别是他们的创造性潜能。事实上，减税举措对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促进之积极效应，既有“拉费曲线原理”的理论支持，也有古今中外经济发展成果的实践佐证。

第二，“简税”不仅意味着税率级次、税种、税目、税收征管环节等的减少和简化，更意味着税制税法体系的结构性优化。具体说，“简税”不仅包括税负的轻重调节，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的调整，更在于基本税收伦理关系，特别的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公正平等理顺，纳税人权利主体地位的回归与巩固。“大道至简”，即税制税法体系的结构性优化，要求税制与税法越来越简洁，越来越有助于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增加，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而且这样的税制税法体系，一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符合自由、法治、民主、公正、平等、诚信等道德原则。

凡优良税制，一定是政府征税，征多少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重大涉税权力，都由全体国民执掌。而且，唯有这样的税制，才是正视纳税人权利的税制，也是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和用税的税制，是文明的税制。这样的税制，凡征税不仅是法定，更是法治，是全面彻底理顺了征税人、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特别是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基本权利能完全平等分配和交换，非基本权利与义务能按比例平等分配和交换的税制。自然征纳互信，成本最低。一句话，“简税”即优税，就是通过建立优良文明的税制税法体系，促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增进，美好生活的实现。

毋庸讳言，当前税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重税制具体目的导向，轻终极目的导向；重税制征税人主导价值，轻纳税人主导价值；重法定，轻法治；重纳税人义务的“税负”，轻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与交换；重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交换，轻二者完全平等交换；重税收的“应收尽收”，轻税收“限度”原则的运用等等。

因此，要彻底弥补上述薄弱环节，唯有建立优良税制一途。

第三，“监税”就是“监督税收”，核心是监督税权的合意性，遏制约束税权的滥用与寻租本性。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税权亦是如此，如不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会导致税权的滥用和寻租，引发税收腐败，加剧税收治理的失败，消减而不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其实，“监税”之重要和必要还在于，税权合意性及其监督约束的有效性，是决定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公正平等的充要条件，直接关系税制结构的合理性以及基础的坚实与否，关系税制终极目的的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如果要问当前税制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税权合意性的不足，“闭环式”“监税”机制的乏力，要全面应对这些挑战，跨过这些障碍，必须仰赖整个社会治理基础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民主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备与完善。

其实，中国税制改革要实现较大的突破，发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作用，“减税”旨在治标，因为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全部和根本；“简税”旨在治本，因为唯有敬畏遵从税收大道文明的税制，也就是符合法治平等、民主公正、透明诚信等道德价值的税制，才可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促进每个国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就税制优劣的根本而言，也就是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体系的公正平等性而言，税权合意性及其监督制约的有效性才是重中之重。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定使社会完全崩溃。”税制税法公正同样如此。

总之，唯有紧扣“减税”、“简税”、“监税”三大税制改革的重点目标，并实现三者的共同改进与突破，或能逐步建构优良税制，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最终满足每个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