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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由来

2018-08-21 08:39 来源:深圳特区报
​中国的变法势在必行,其中法政改革最为关键。而变法要想成功,人才又最为重要,因而想在日本办一所专门针对国人的法政速成班,速成虽不健全,但总比没有好。

中国的变法势在必行,其中法政改革最为关键。而变法要想成功,人才又最为重要,因而想在日本办一所专门针对国人的法政速成班,速成虽不健全,但总比没有好。


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的关系是个毋庸多谈的话题。在近代中国,如果要挑选出一所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最大的国外法政学校,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无疑是首选。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关该校的情况一般读者所知不多,晚近以来有关该校的资料陆续出版,帮助我们走进了这所已被历史遗忘了的学校。


有关该校成立的情况,据史料记载,1904年,曹汝霖从日本法政大学学成准备回国。好友范静生前来送行。范对曹说,中国的变法势在必行,其中法政改革最为关键。而变法要想成功,人才又最为重要,因而想在日本办一所专门针对国人的法政速成班,速成虽不健全,但总比没有好。范学的是师范,对法政不了解,因故与曹来商量。对于范的想法,曹并不反对,只是建议,日本的法学家在专业上用功者较多,但都满足于自己写作和教学,不愿意多管闲事。因而,此事能否成功关键是要找到一位既热心法学教育,又有号召力的法学大家才行。曹思来想去最后选定法政大学校长,有日本近代民法学之父之称的梅谦次郎博士。梅谦次郎既是法学大家,又懂教育,对中国学生也不歧视,此外,还可以借用他主政的法政大学作为办学的校址。


两个人很快就联系上了梅谦次郎。梅谦次郎稍加思考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同时建议,上课时间不能与学校的正常教学计划相冲突,只能放在晚上;学期不能少于一年;学费不能太高,但也不能太低,须与教师的收入相符。同时答应,教学计划及教师由梅谦次郎决定和聘请,但翻译则须曹、范自请。曹范两人起草了招生简章:年龄二十至二十三岁;中文通顺;课程有刑法、刑诉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和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国际法等等。第一年报名的学生有百十人,均为已来日本但还未找到合适的学校的人。所聘教师均为各大学教师,其中不乏第一流的法学家,如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小河滋次郎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小野冢喜平次一贯坚持不再校外兼课,但由于有梅谦次郎的邀请,亦来讲授政治学。上课采取日本老师讲,中国翻译现场通译的办法,其中范静生任宪法和行政法课的翻译,曹汝霖则担任刑法和刑诉法课的翻译,江庸也曾在此担任翻译。由于有中国学生作翻译,既可以节省急于求学者学习日语的时间,也比自己稍通日文听讲的效果更好。此外,法政速成科还将老师的讲义记录下来翻译后出版,供学生课后参考。第一期开班时,梅谦次郎祝词、清廷驻日本公使杨枢和日本司法大臣分别致辞,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约一千五百人,而有志于学习法政者不过五六十人,期待法政教育的普及。


第一期学生毕业回国后,代为宣传,学生人数开始增加,课时也改为一年半,后来又调整为两年,时间相对充裕些,教学内容也逐渐丰富,课程涉及法律政治和经济等门类。


但由于是速成,加之学生学习目的不一,因而速成科一直受到指责。梅谦次郎不得不亲自撰文“法政速成科之雪冤”为其申辩,他说,本校学生“与其说不输于帝大优等生,不如说更具有某种优点,作为短期速成,实令人惊讶。”“为师甚久,竟有如此愉快之事。”此话说得比较实在。1908年该校停办,总计培养学生1200多人,成为中国赴日学习法政最为集中的学校。学生中既有已考取功名的举人进士,也有清政府通缉的革命党人,还有立宪派成员,如胡汉民、宋教仁、汪精卫、居正、沈钧儒、汤化龙等等。由于学生在本国已有相当之学习经历,教师热心大多数学生学习刻苦,夏季亦不休息,学生回国后在各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结果而言,办学成绩可谓斐然。然而,现代法学毕竟是精深的学科,即便是两年,再扣除翻译所需的时间,也毕竟太短。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法律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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