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笔下从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或米塞斯笔下的“促进者”都属于“开拓者”，他们把创新视为自己的理性行为，但对普通企业家来说，对开拓者业已开发出来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模仿和生产是“理性的”，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受开拓者所承担的那种不确定性。

虽然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的，但企业家的理性与普通人的理性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分工关系，普通人的理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的理性，我们把两者的这层分工关系称为“理性的分工”。

一个人认为做某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他才会行动，换句话说，他不会做他认为“不理性的”事。换句话说，理性意味着对不确定性的判断。普通人不会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行动。比如，一个人患病了要吃药，假如他不能确定这种药物是否对他的疾病有疗效，那么他是不会吃的，他要感谢企业家提供给他有疗效保障的药品，是企业家使他的“吃药”这一理性行动变成可能。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企业家会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行动，比如企业家当初在开发药物的时候，他不能确定能否成功地开发出药品。正是企业家承担了高度的不确定性，才降低了普通人承担的不确定性。大众的理性建立在企业家的理性之上，企业家的理性也拓展了大众理性的边界。例如，在企业家开发出某种药物之前，大众对治疗该种疾病根本没有“奢望”，有了这种药物之后，大众才会去计算花多少钱去治疗或考虑如何获得治疗所需要的费用，这些都属于他的理性计算。

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当初都是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产物。比如在淘宝上购物，现在太平常了，但当初马云建立淘宝网的时候，他不敢肯定自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他不能确定消费者一定愿意接受这种新的购物方式，另外他还面临着其他企业的竞争，比如在当时有ebay和亚马逊的竞争。

企业家降低了普通人行动的不确定性，使普通人能够“放心”地从事一种新的活动，这样就创造出了新的市场。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失败一千多次，饱受艰辛，但在他发明出电灯之后，后面的人再去使用就容易多了，在这个例子中，爱迪生也开创了“电灯”这一市场。除了开发新产品外，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包括开发一个新市场，开辟一条新的航线等等。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企业家扮演从0到1的角色，后来者扮演从1到10的角色，显然，前者要比后者更难。在很多情况下，普通人免费使用了企业家的发明创造，或者说企业家的很多发明创造是没有专利的，特别是诸如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人们免费地利用了企业家创造的知识，从中得到好处，这说明企业家的创新具有很强的“知识外部性”。

熊彼特笔下从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或米塞斯笔下的“促进者”都属于“开拓者”，他们把创新视为自己的理性行为，但对普通企业家来说，对开拓者业已开发出来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模仿和生产是“理性的”，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受开拓者所承担的那种不确定性。

普通企业家的生产活动降低了新产品的稀缺性，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进入千家万户，普遍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但对开拓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之前的创新活动终结了，他们不得不重新踏上新的创新之路。在某些情况下，开拓者自己也进行大规模生产，比如福特汽车，苹果手机和特斯拉汽车，这也是惠及普通大众的。模仿者在生产方面的不确定性比较低，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因为进入的门槛比较低。相反，开发者面对的竞争对手较少，但开发新产品需要承担很高的不确定性。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类似企业家（开拓者）和普通人之间的这种分工关系。发达国家资本雄厚，往往扮演开拓新技术或新产品的角色，发展中国家扮演生产者角色。生产环节的利润比较薄，一段时间之后，发展中国家也会努力尝试扮演开拓者角色，以获得更多利润。在没有干预的市场环境中，市场会提供这样的激励，促使产业不断升级，有的发展中国家会跃升成为发达国家。

相反，假如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为企业家的创新设置各种障碍，那么企业家就失去创新的动力，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将停滞不前。企业家也是理性的，当他们发现依赖政府补贴或寻租比创新获利更丰厚时，他们就不会从事有风险的创新性活动，把创新视为不理性的行为。这意味要鼓励创新，政府就必须尽可能地放松管制，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方面，一个正面的例子是韩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果断地切断企业和政府间的裙带关系，给企业断奶，让企业依靠市场自谋出路，这是为什么三星和现代等大公司在危机之后上了一个台阶，以及韩国经济在危机后迅速复苏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