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破当下社会养老停滞不前的局面，首先在于政府观念的改变，政府应退回至市场与法治维护者的位置与角色，让市场机制充分行使起社会养老的功能，使养老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直面成功配对。

近日，支付宝出炉了一组主要城市夜间消费数据。在这组数据中，各大城市的夜间消费习性乃至城市性格被清晰而又感性地勾勒了出来。其中，被誉为“暖男之城”上海的一项数据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晚上九点和凌晨十二点，上海线上预约挂号分别出现波峰，这是其他城市所未见的。

临睡前出现预约挂号高峰，不仅与上海医疗服务体系的相对发达有关，更与上海人口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与其他国际大城市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上海老龄化率已高达14.3%。

如果把统计口径缩小至户籍常住人口，那么，平均不到5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老人更是每不到3个户籍人口就有1个。占全市常住人口40%且整体年龄偏轻的外来常住人口，正是这一群体，大幅拉低了全市老龄化程度。另外，2017年上海80岁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为82.7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占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15.4%，可以说，上海是一个长寿城市。更为严峻的是，自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年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也即80后父母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中国典型的“421”家庭模式的弊端开始日益凸显。

上海老龄化是中国老龄化的缩影，或者说，上海是全国的一面镜子，照射出中国人口结构日益老龄化的残酷现实。因此，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挑战，具体言之，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的过渡与转变，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

所谓社会养老针对的是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而需要从社会角度对老年人的帮助与服务，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各种生活所需的服务。社会养老作为一个系统，内容丰富，涵盖了除家庭养老以外的一切可动员的社会资源。这是一项系统工程，盘根错节，层层牵连，着实考验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与服务体系的良好运转。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上海线上预约挂号服务即是沪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尽管它非专门针对老年群体。

然而，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乏善可陈。地方政府落实发展社会养老方面存在观念偏差。在地方政府眼里，社会养老单纯只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与运营。于是乎，便出现了地方政府社会养老政策乏力、缺位、错位、越位等现象。

缺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落实政策等方面力度不够。错位主要表现为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用力管。如一些地方政府斥巨资兴建豪华养老机构，入住的都是高收入退休官员等特殊群体，收费却远低于市场价格，普通老年人则望门兴叹，使政府财政变相沦为这些特殊老年群体的福利再分配。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越俎代庖，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自己直接组建养老服务机构，同时，又设置政策壁垒阻止民间机构进入，从而导致社会养老裹足不前。

前文说过，社会养老是一项系统工程，养老机构的建设与运营只是其中一项，政府在该系统工程中，也只是其中一员。要打破当下社会养老停滞不前的局面，首先在于政府观念的改变，政府应退回至市场与法治维护者的位置与角色，让市场机制充分行使起社会养老的功能，使养老的需求方与供给方相互直面成功配对。其次，对于民众而言，也应转变观念，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而不执迷于政府的力量。同时，“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也应逐步剪除。唯有此，社会养老方能行远自迩。

本文所述更多的着眼于城市社会养老，而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农村地区如何实现社会养老，则又是另一个沉重的议题。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