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人弥补了经济人的纰漏，适应性人弥补了行动人的纰漏。如此看来，经济人是行动人的一个特例，行动人是适应性人的一个特例，适应性人是最完整、最真实刻画人的行为假设。

适应性人假设三个要点：第一，人是社会性动物和文化动物，是群体中的个体。第二，“适应性人”是经济人、行动人、规则遵循和规避惩罚的人的集合。第三，进化存在权衡、基因-文化进化存在适应不良并投射到个体行为中去。

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基础性行为假设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奥地利学派则不满主流经济学行为假设，提出了有自己独特特征的“行动人”假设。本人则认为以上两种行为假设都遗漏了人类行为中某些重要部分，因此主张用“适应性人”行为假设。

A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刻画了绝大多数情形下的人只考虑自我利益并寻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例如在商品交易中买卖双方的砍价拉锯行为；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希望工资成本支出最小化，而雇员希望工资最大化，在某个可以接受的交叠工资区间，雇佣双方达成雇佣契约。在一系列背景约束下，企业家寻求利润最大化。但最近以来一系列行为经济学实验揭示了某些人类行为不符合经济人的行为倾向。例如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当提议者的提议低于30%时，多数接收者拒绝。接收者拒绝意味着30%的净损失。而接收者之所以拒绝的原因是惩罚提议者的“不公平”议题。这一现象在跨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中普遍出现，这说明一般人类具有以个人净损失为代价惩罚不公平的行为倾向，而不是任何情况下总是以“经济人”的行为假设行事。大量的他虑行为（包括有代价地惩罚他人的行为）完全偏离了经济人假设的预测。

B

行动人假设

奥地利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行为假设，提出一个“行动人”假设。行动人假设认为，人都是有目的的，人都追求从一个相对低程度的满意状态向一个相对高程度的满意状态采取行动。树木倾向于向阳的一面生长，这并不表明树木是“有目的”的。不同于树木和其他动物，人具有语言能力和理性能力，基于这种能力，人能有意识思考，有明确目的并规划如何实现目的。概括起来，一切人类行动都追求“更满意状态”。如此一来，一切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行为成为行动人假设下人类行为的一个真子集。除了经济人行为以外的行为，比如宗教慈善行为，为信仰而奋斗的行为，都是可以归入行动人追求“更满意”的行为范围之内。

但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行动人”假设仍然存在疏漏。为了弥补这个疏漏和瑕疵，基于演化论的“适应性人”就显得更具有解释力。“行动人”的疏漏和瑕疵是，它漏掉了（1）人的规则遵循行为。在绝大多数场合，几乎是所有场合，人都是规则遵循的动物。人通过遵循规则而被“结构化”进入一个人际合作体系中去。（2）避免被惩罚。在人的全部行为集合中，其中一个子集，既不是效用最大化，也不是追求更满意，而是小心谨慎地避免被惩罚。人是居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物，偏向“兽性”的一面总是驱动人去做恣意妄为的行为，可是被文化传统教化的人置身于总是存在着的社会规范、禁忌、习惯和法律之中，这些规则就像通电的高压线，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它。人们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总是时时刻刻告诫自己、提醒自己，自我规训，避免因违规而被惩罚，这种惩罚从八卦和流言蜚语中关于自己的负面消息到社会排斥和法律惩戒。从积极的角度，人们非常在意维护自己的正面声誉，例如被人夸奖为：谦虚、审慎、正派、诚实、守信用、慷慨、一身正气、开朗和团队精神……是人们通常追求的好声誉。行动人弥补了经济人的纰漏，“适应性”人弥补了行动人的纰漏。如此看来，经济人是行动人的一个特例，行动人是适应性人的一个特例，适应性人是最完整、最真实刻画人的行为假设。

C

适应性人假设

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要用适应性人作为经济学的行为假设较为完整。按照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考斯米德（Leda Cosmides）的定义，“适应性”是一种在有机体中不断发展的结构，由于它与世界周期性的结构相一致，因而能够产生对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方案。适应性的例子包括各种心理机制、行为倾向和能力。如避免近亲结婚、怀孕期间避免动植物毒素、有关社会交换的谈判、视觉处理、学习语言的能力、择偶中选择优秀对象、避免社会交换中受欺骗；毫无疑问，给定先天心理机制和社会制度背景，个体最大化自身效用这种行为也是适应性的；给定先天心理机制和社会制度背景，有意识、有目的地追求个体更满意状态也是适应性的。前述两个给定的内容恰恰是适应性人所强调和补充的内容如：遵奉偏好、权威偏好、内容偏好、他虑行为。

第一，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和文化动物，孤立的人类个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个体都嵌入于人际联系网络之中，尤其是分工和交换网络中。确保个体嵌入于人际联系网络中需要特定的先天心理机制、社会学习和他虑偏好。第二，认知革命和文化演化是人类进化史上一场根本转变。古气候学家从不同时期的深海沉积样本得知，过去600万年的时间里全球气候变得更冷且更加多变，更急剧和紊乱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迫使人类响应恶劣的外部环境，导致智人的诞生。古气候学家从格陵兰岛冰核中获取的更精确的全球气候变化数据中发现，约7万年前，气候变化周期相对拉长且波动幅度更大，这为累积文化进化准备了外部环境条件，导致了人类认知革命。认知革命的后果是累积文化快速进化。约在1万年前，全球气候在整个冷周期中出现了一个相对大幅度的提升，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暖期，这个相对平稳的暖期对应着7千年前人类进入文明的开初。可能的因果联系是，100万年前的智人时期和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塑造了很多“预适应”准备条件。人类适应环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生存、繁殖和追求更满足（更幸福）——虽然进化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认为的这些目的，因为进化本身并无目的。人类适应环境的全部知识只存在于两个地方：基因和文化传统。有了文化进化以后，才可能产生累积文化传统。认知革命发生以后的时期里，人类生存、繁殖和追求幸福的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主要存贮在广义文化传统中（全部人工制品的集合）。当然，广义文化传统的产生和持续进化始终部分依赖于人的先天心理机制和我们的基因存贮的全部“问题解决方案”。用E.O.威尔逊的著名比喻，就是人的基因始终像一条拴着狗的链子一样拴着人类文化演化。

第三，文化演化存在适应不良和演化错配。进化生物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进化并不总是导致完美适应，退化、低效率和设计缺陷的例子很多，但就人类而言，复杂性提高和适应能力惊人的提高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文化演化领域，同样存在适应不良和演化错配。适应不良的例子如繁殖克制和晚婚、喜欢吃快餐、适应性偏倚导致的系统性病态、遵奉偏好导致的适应不良的自我牺牲、威望偏好导致的“失控的”文化（类似于基因进化中达尔文所论性选择导致进化出夸张而累赘的孔雀羽毛），如人类对现实地位的疯狂追求、巫术……与适应不良类似但是另一回事，即因文化演化与基因进化速率上的显著差异，那些在人类采集狩猎时期和以前时期进化出来的先天心理机制、信念和价值观，遭遇高度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出现彼此不适应的现象，这就是演化错配。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大规模、匿名、非人格化交换支持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和交易系统，与早期人类社会狩猎采集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早期人类社会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出来的先天心理机制、情感、信念和价值观处理的是大约150人规模的人际分工合作，因此诸如“休戚与共的原始集体主义情感”与现代经济社会显然不适应。这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早期人类社会时期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出来的全部适应性（生物学本能、文化本能、情感、信念和加值观），例如家庭这一古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演化错配，某种“精神返祖”就可能在现代社会偶然甚至小范围持续存在，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理想的各种重返“纯朴的野蛮人”的理想社会方案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有人不断提出，较极端情形甚至认为应该全盘性改造现代社会，重返平等、安宁、休戚与共、共同分享的早期人类社会。

总结：人类是文化动物和社会性物种，有着双重继承系统——基因继承和文化继承。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塑造了当前的我们的身体、生理、情感和理性能力。经济学中的行为假设，经济人假设中的利益、效用和行动人假设中的目的和满意，性质上都是基因-文化进化的适应器，用以解决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认知革命以后因文化累积进化而新出现的社会环境。利益、效用、目的、满意这些事物本体性质上都是社会科学事实，当我们谈及这些事实的时候完全忽略了这些事实的发生学和认识这些事实、操作这些事物的认知能力和理性能力本身就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行动人假设忽略了一部分人类行为某些重要方面：第一，他虑（other-regarding）行为，包括有代价地惩罚他人的动机；第二，置身于社会科学事实世界的人类个体从发生学上来说必须是“种群思维”下的个体，也就是说“孤立个体”是无法产生和不存在的。那么刻画非孤立个体或者说嵌入于人际分工合作网络中的人类个体的显著行为特征是“规则遵循”和“规避因违规而遭受惩罚的”。第三，进化并不完美、进化需要权衡、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速度上巨大差异导致适应不良和演化错配，因此人的行为和某些小范围人群总是会存在非适应性成分。

概括一下什么是适应性人？适应性人假设三个要点：第一，人是社会性动物和文化动物，是群体中的个体。每个人类个体都继承了基因进化而来的适应性信息和文化传递而来的适应性信息。任何人类个体都被置于文化传统的“汤”中并经过相对漫长（相对其他哺乳动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而言）的社会学习而被“训练”成文明社会中的人（也存在个体学习但重要性微弱），因此行为特征由基因和文化传统共同塑造尤其重要的是后者。第二，“适应性人”是经济人、行动人、规则遵循和规避惩罚的人的集合。第三，进化存在权衡、基因-文化进化存在适应不良并投射到个体行为中去。诸如“有限理性”是进化存在权衡的自然结果。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