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正是从生意买卖的实际情况出发，信奉市场，遵从常识，恪守“把一笔一笔生意做成才是王道”的信条，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经营难题，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商业智慧，值得当下经商的人们借鉴。

一提到徽商，人们就想起胡雪岩，提起他那顶“红顶子”；说到古徽商群体，总要下“贾而好儒”、念念不忘功名之类的评语，这其实是以偏概全的成见。长期以来，徽商的商业智慧被有意和无意湮没，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诚然，徽商中的一些人迷官、恋官、甚至委身于官，搞官商苟合，这是徽商的污点。但如果我们少一点先入为主，平心静气地捡拾浩繁的徽商典籍卷帙，重温他们的商业实践，沿着他们的商业足迹进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便不难发现，原来他们的商业智慧是那么璀璨而迷人。

说徽商的商业智慧，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徽商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徽商具有“团队精神”。徽商起始于晋，兴于明，鼎盛于清代中期，那个时代的封建社会豪强竞击、盗柘四起，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作为从徽州大山里走出家门，四处讨生计、做生意买卖的徽州商人如果不抱团取暖而是单打独斗，不说赚钱连存活下来都难，所以徽州商人在长期外出经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成帮结队”“联手创业”“先富带后富”的经商模式。明嘉靖年间徽商王子承到四川经商，都是众弟子随行，没有一个杂色。出徽州时，王子承每人发给同样的本钱，几年后这些弟子们一个个都是腰包鼓鼓的。同时代的徽商程君在两广经商，其门下的亲戚、本家、乡邻、故旧竟然有数千人之多。人多势众，就能收到规模经营之效。“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是对徽商举族外出、举家经营的最好诠释。

其二是徽州商人了解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善于捕捉商机，在商品流通中赚钱生利。徽商经营总是积极打破行业壁垒，而且不受地域、时令等因素制约，哪里物品价格低就去哪里采购，哪里物品价格高就卖到哪里，所以徽商中有许多腿勤眼勤的被称为“百脚猫”，脑瓜灵活、反应灵敏、算计精准的被称作“黄山猴”“休宁鼬”。明代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中演绎的徽商程宰科举落榜转而经商，手头只有微薄的本钱，挣钱很难，此时他见辽东一带有疫疠流行的苗头，便买下药贩所剩的大黄、黄柏。这些东西并不值钱，药贩子是半卖半送，可后来这地方瘟疫果真爆发，四处都要大黄、黄柏这些药材，而且价钱极高，程宰是数钱数到手发软。程宰的成功，靠的正是“眼力”和“行情研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浙江粮价1.2石/两，而湖北却是0.68石/两，价差很大，徽商们倾其所有从浙江运粮到湖北，一个个赚得个盆满钵满。明万历《歙县志》说徽商“其货不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正是对徽商商业智慧的精辟总结。

其三，徽商普遍具有“唯实”和“创新”精神，使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商业模式，解决了许多商业难题，避免了许多商业纷争。如“典当”这个古老的行当，通常当户是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但将日常所见的并不值什么钱的“米谷”作当物，却是徽商的发明。明嘉靖年间徽商中有人“设米典，佃农将上米质银，别以中下者抵租，其后获利归典商”这一行为一时间令朝野为之侧目。这种打穷苦人和朝廷“粮米”主意的行为，确有损公肥私、“鹭鸶腿上劈精肉”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得不叹服徽商独到的眼光——他们看到了巨大的、无处不在的、源源不竭的市场。

在制造多赢局面、稳定供货渠道、巩固上下游客户上，徽商也有许多经典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清同治年间的洋庄商人吴荣寿。那时候，屯溪的屯绿茶走红，可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茶商们纷纷打价格战，大大地伤害了茶农。他们种茶不得利，往往还亏本，于是便“毁茶返耕”。尤其是每年的春茶采摘季节正是茶农们一年中最困难的时候，因为无米下锅，度日艰难，哪里还有什么心思采茶？吴荣寿便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提供低息小额贷款，前提是你生活有保障了得种茶，而且还要将茶卖给我。茶农们纷纷和吴荣寿签订契约，这样吴荣寿便有了十分稳定的货源。这一举措堪称“公司+农户”商业模式的先声。

创新从实践中来，徽商做生意的成功从来不靠翻书本、啃教条，况且那个时代也没什么商业启蒙书和现成案例。徽商正是从生意买卖的实际情况出发，信奉市场，遵从常识，恪守“把一笔一笔生意做成才是王道”的信条，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经营难题，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商业智慧，值得当下经商的人们借鉴。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