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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徽商的 “文化产业”经营

2018-10-11 10:39 来源:深圳特区报
做文化产业,执掌“牛耳”的人要是行家里手,其经营团队也需要懂行,所谓“专业的事,得让专业的人来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方用彬收购的书画艺术品大都有故事性和独特唯一性,有的甚至是孤品、绝品,因而能占有市场并热卖。

做文化的事得有文化底蕴。做文化产业,执掌“牛耳”的人要是行家里手,其经营团队也需要懂行,所谓“专业的事,得让专业的人来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的“文化产业”十分走红,但毋庸讳言在“文化”和“产业”内在逻辑关系上梳理得还不够顺当,少数企业和机构甚至有生拉硬拽、盲目跟风之嫌,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笔者近来在捡拾查证古徽商的史料中发现了他们从事文化产业的诸多事迹,其中有不少经验和做法值得当下的产业推动者尤其是商家借鉴。

其一是顺势,而不是人为地“造势”。市场,应该是先有“市”后有“场”,否则,先弄个偌大的场子在那里,空空荡荡的,门可罗雀,了无人气,这样的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徽商不是这样,他们是紧扣商品的文化属性进而助推产业发展的,“胡开文”徽墨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徽州是山区,盛产松烟、石料、生漆等原料,而这些正是生产“徽墨”的上等必需品。史料载:早在唐朝末年就有李超、李延珪父子发明了捣松和胶法的古法制墨,随后这种古法制墨便有了大致成型的生产制作技术及设备工艺,到明代后期,更涌现出程君房、方于鲁等一批有名的制墨巨匠,徽墨大兴于世。清代中期的胡开文、汪近圣等正是利用这一优势,做“徽墨”的进一步研发制作,推出品牌后形成了产业,并开拓和强化巩固了偌大的市场。试想,如果这些徽州商人是按照什么“指令”搞起与他们文化资源不匹配、不搭界,或与他们不熟悉、不关联的项目和产业,或者是“无中生有”地折腾捣鼓,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胡开文”品牌横空出世前的几百年间,徽墨就行销全国很多地区,只不过因为“胡开文”创始人胡天柱顺了这个“势”,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工艺和配方,不断探索和打磨,矢志创新,才形成了至今不倒、红遍四海的品牌的。

新安江的水顺流而下,徽文化产业代代传承。据最新资料:目前安徽黄山地区仅绩溪(胡开文品牌发祥地)一个县的徽墨年产值就接近一个亿,生产总值占了国内市场的60%以上,徽墨及纸、砚、笔相配套的文化产业呈方兴未艾之势。

其次是经营。再好的文化产品,再有市场,如果不会经营,好端端的一个产业也最终会沉寂,更不要谈什么“产业集群”了。审视徽商的发展史,无不打上鲜明的“经营”标记。卖茶的茶商、砖雕的艺人、制墨的工匠,张小泉的剪刀铺几乎占了当时杭州城的半个城,胡雪岩至今未倒的“胡庆余堂”,无不生动地诠释文化产业的勃兴在经营、在蓄势,在于整合上下游的资源市场。说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徽商中的“文化商人”方用彬。方用彬是徽州歙县人,生于明嘉靖年间。他传奇的一生在“文化”二字,最重要的商业成就是在“文化产业”方面。方用彬钟情于书画和鉴宝收藏,其获取的巨额财富来源于艺术品,又回归于艺术和文化事业。和古今众多的书画、古玩商不同的是,方用彬总能拿到书画精品、绝品,且又出手快、变现快,能够以艺术品生财,又以金钱养艺,相得益彰。方用彬在收购艺术品时采用“赞助式”获取,即精准拿货。如打探得谁的字画好,价值高,市场升值空间大,就上门拿银子预订,或送礼物索取。不像别的商家往往弄到手的大都是些“大路货”。书画艺术品买卖最忌同质化,因为同质化的商品很难售卖,也难以增值。而方用彬收购的书画艺术品大都有故事性和独特唯一性,有的甚至是孤品、绝品,因而能占有市场并热卖。

作为文化艺术品经营的商人,方用彬采用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如“以物易物”法、“现银收购”法、“代售”法、“艺术品抵债或抵押”法等等,后一种方法就颇有一些当下的“艺术品金融”的意味了。诚然,古徽商们那个时代,尚没有“文化产业”这个提法,也不具备政策引导和庞大的资金扶持这些因素,而他们善于利用文化资源、顺势而为、苦心经营,这方面的经验做法,值得当下文化商人和做文化产业的人体味和借鉴。

再者,做文化的事得有文化底蕴。做文化产业,执掌“牛耳”的人要是行家里手,其经营团队也需要懂行,所谓“专业的事,得让专业的人来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还得说到方用彬,他自己能书会画、会篆刻,在嘉靖朝当时便很有画名,这使得他很容易拉近与有名头的艺术家之间的距离,很容易获取一般商人不容易得手的艺术品。做文化艺术品生意乃至办文化产业的人,首先自己得有文化,起码得懂文化,是个文化的内行。这不禁使我想起《红楼梦》里的一件事:薛家公子哥薛蟠有一回向艺术修养了得的贾宝玉吹嘘,说看到了一幅上等的好画,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呀!问是谁画的?答曰:庚黄。连大画家“唐寅——唐伯虎”都不知道的人,叫他去经营书画这类文化产业,不输得个精光才怪呢?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