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人们在追求GDP的时候，经常忽略资源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诺德豪斯和托宾一起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是因他们对“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而分享了这一奖项。

在两位获奖者中，罗默可谓是众望所归。作为“内生增长理论”创始人的他每年都是获奖热门，今年获奖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人们知道诺德豪斯，主要因为他是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合作者。那么，诺德豪斯究竟是怎样一位学者，他又为什么能够斩获诺贝尔奖呢？

A．

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

１９４１年５月３１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他家世居美国西南部，据说其家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初期。不过，诺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国东海岸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其父亲就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刚刚步入大学时，诺德豪斯并没有对学术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余的休闲活动上。据他回忆，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本科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把时间集中到学习经济学上来。这段时间里，他选修了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１９６３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毕业。决定继续求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师都在此任教。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德豪斯而言，选择去麻省理工求学“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日子里，他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教导，接触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诺德豪斯学习到了关于“外部性”有关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思想贯彻于他整个学术研究。１９６７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已贵为耶鲁大学地位最高的“斯特林讲席教授”，但仍坚持亲自为本科生开课。在斩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他为了不干扰教学，甚至推迟了校方安排的庆祝活动。

B．

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１、在论战中走入环境经济学

诺德豪斯的研究领域很宽，在经济增长、政治周期等方面都多有建树，但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则是将对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分析引入到了经济分析中。

受博士导师索洛的影响，在学术生涯的早期，诺德豪斯主要致力于对增长理论的研究。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将马尔萨斯关于能否突破资源限制、获得持久增长的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面前，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自然，这场争论也吸引了诺德豪斯的关注。从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环境经济学家。

在《增长的极限》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限的资源必将导致增长的停滞，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耗尽后，将会对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对这个观点，诺德豪斯就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虽然资源数量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潜力能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在１９７４年的一篇论文中，诺德豪斯进行了一项测算：根据测算，虽然当时的化石能源仅能够使用５２０年，但如果开发使用核燃料，现有的资源储量就足够使用５３０亿年。而如果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可用的能源则更是无穷无尽的。换言之，只要技术的发展足够快，资源就不会成为制约增长的硬约束。

２、建立“净经济福利指标”

尽管诺德豪斯并不赞同罗马俱乐部对增长的悲观观点，但他对潜在的增长障碍一直是充满了警惕的。在他看来，要重视环境和资源对增长的影响，就需要用一套能够被用来明明白白算账的指标体系。

在衡量增长的成就时，国民生产总值（GDP）是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在这个指标中，并没有将资源和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由于这个缺陷，人们在追求GDP的时候，经常忽略资源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诺德豪斯和托宾一起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诺德豪斯和托宾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美国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１９６８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这一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１９７３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１９８９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１９９０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思路都延续了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

３、探索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诺德豪斯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心。在他看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人类生产过程中经常忽略的一种“外部性”问题。由于温室气体一旦排放就很难处理，因此在从事生产时必须谨慎地权衡成本－收益，在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为了搞明白气候变化可能对增长带来的威胁，他尝试着把气候这个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增长模型当中。他的做法很简单：影响气候的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可以被作为一种影响产出的“存量”纳入现有的增长模型，而人类活动的进行则会产生“流量”。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这些“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进而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应用这套思路，就可以在人类活动、环境存量、环境变化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建立起一套因果关系。而一旦建立起了这套关系，就可以利用简单的边际分析法来考察温室气体的最优排放了。

在构筑了理论模型后，诺德豪斯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诺德豪斯教授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著称，但在政策主张上，他并不像很多同行学者那样激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Nicholas　Stern）的争论。在气候变化的研究领域，斯特恩教授以著名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闻名。根据这份报告，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阻断气候变暖的进程。对于《斯特恩报告》，诺德豪斯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斯特恩选择了明显过低的社会贴现率水平，因此大大高估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威胁。在他看来，气候变暖固然可能带来危害，但其影响要远远低于斯特恩的估计，因此采取激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因噎废食。相比之下，采用开征碳税、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市场化的手段，则可能在增长和环保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

应该说，无论是创建“净经济福利指标”，还是将气候变化融入增长分析，都是极具原创性的工作。正是这几项工作，为其奠定了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

C．

“奇点”的理性怀疑者

作为一名增长理论的研究者，诺德豪斯教授一直保持着一种审慎客观的研究态度。尽管他坚信技术的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足以抵消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进行，但他并不是一名盲目的技术狂热者。对于技术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一种与“增长停滞论”截然相反的乐观情绪开始盛行。一些人认为，拜先进技术所赐，经济增长正在接近“奇点”，此后经济将持续稳定地维持年均２０％以上的增长速度。

那么，事实真的会这样吗？２０１５年，诺德豪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正在接近经济奇点吗？》的工作论文，从经验方面对此给出了质疑。他指出：首先，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所谓的“鲍莫尔效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成熟，它们的价格急剧下降，因此它们的相关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也迅速下滑。这意味着，新技术部门恐怕难以撑起增长的全局。其次，尽管人们给予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很多希望，但它们并不能切实带来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再次，至少从美国的现实看，目前投资品的价格并没有出现急速的下滑，投资也没有出现迅速增长的势头。综合以上几点分析，诺德豪斯认为经济“奇点”可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作者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