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提要：十七世纪末，穷人应该纳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老生常谈，就连那些反对向穷人征税的人，也无法对此提出直接异议。十七世纪接受穷人必须纳税观点的盛行，是当时消费税能够得到批准的重要原因。

英国革命时期，议会从荷兰引入消费税，先后对啤酒、麦芽酒、苹果酒、梨酒、肥皂、织物、肉类、帽子、淀粉和铜等征税。因为消费税最终是由终端消费者负担的，所以，引发了向穷人征税的议论。

英国十三四世纪，穷人缴纳动产税，十六世纪时穷人缴纳补助金。但从十六世纪中期到１６４０年，穷人基本上免除了纳税义务。是否向穷人征税并无一定之规。此时的政治理论认为，不同的阶级在国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穷人无非是通过劳动和战斗为国效力，并无纳税义务。在英国革命时期开征的消费税的重要特点，就是让穷人定期地纳税。与传统的税收相比，让穷人定期纳税是消费税突出的特点。

穷人应该纳税的观点，主要来自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这种思想影响下形成赋税交换说或利益说，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支持这种学说。英国革命时期尚健在的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认为，在国家成立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为了保卫自己必须依靠自己的宝剑，但国家产生后，原来自由人民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位给主权者，国家取代人民进行防卫，一旦爆发战争，人民仍得以从事生产劳动作为人民生产劳动保护者的主权，正是靠人民勤奋劳动缴纳的赋税维持的。“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霍布斯强调赋税平均负担，使各人承受的负担与其从国家那里享受到的利益成比例。霍布斯从赋税利益的立场，主张实行国内消费税。比霍布斯晚一些的洛克也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保护私人财产，为此“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同时期著名财政学家威廉·配第也认为，所有人都应根据他们从公共和平中受益而纳税。另一位思想家谢里丹说，所有人，包括最伟大的和最卑鄙的，同样关心共同的安全，应该根据他们各自的财富和享受的利益，按相等的比例承担责任。所以，十七世纪末，穷人应该纳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老生常谈，就连那些反对向穷人征税的人，也无法对此提出直接异议。十七世纪接受穷人必须纳税观点的盛行，是当时消费税能够得到批准的重要原因。

虽然当时英国主流思想认为消费税最公平合理，人人普遍负担，很少强制，穷人负担很轻，最符合从赋税利益学说（即从国家多受益则多纳税，少受益则少纳税）。但这其实是美丽而天真的想象，与事实并不符合。当时英国实行的消费税是针对特定商品如酒类、肥皂、织物、肉类、帽子、淀粉和铜等。这些特定商品主要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不但富人要消费，穷人同样要消费，穷人的负担并不比富人低，比如人们熟知的食盐，穷人和富人的消费量是一样的。

基于对这种实际情况的洞见和感受，人们已经开始呼吁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轻税或免税，以照顾穷人生活。１６４７年，支持消费税的小册子《平等的标准》的作者写道：“对人类生活的必须要素，如面包、肉、盐、啤酒等要小心谨慎。国家所有的征税中，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多余的物品上而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上，否则为生计而打拼的劳动者就悲哀了”。１６５０年，伦敦肥皂制造商反对肥皂消费税，认为肥皂是各类人民的必需品，对于穷人来说尤其重要。伦敦酿酒公司在请愿中也认为：啤酒、浓啤酒、面包，是穷人和工人的支柱。这种税收是不平等的税收，主要落在伦敦穷人的身上。还有人写文章说，我们祖先征税时坚持的原则是，税收不能包含必需品或维持生计的东西，只能是向多余的东西征收。一本名为《免税》的小册子的作者认为，消费税是一种非常适当的税收，但强加于穷人的食物时就是一种冤情，应该尽量避免。

１６９５年，约翰·凯里在《英格兰随笔》中指出，普通消费税下，穷人付出比他富有的邻居更多的税。虽然一个富人用于消费的总额要高于穷人，但他不会花费他的全部所得用于消费。而穷人为生活必需品会花掉他的所有。因此，穷人要花费他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日常消费，而这些日常消费品如啤酒、食盐、皮革、蜡烛、肥皂和煤炭都是含有消费税的。他认为在征税时，穷人的负担尽可能低甚至完全没有负担。“他们更适合劳动和战斗，而不是付税”。

免除必需品的消费税，给予穷人更多关怀，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税收原则，而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这种观点与所有公民都应该纳税的理论是相反的。与如雷贯耳的霍布斯和洛克等比起来，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在历史上多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但这种观点是一个萌芽，以此为基础，最终发展出量能课税的另外一种重要税收原则。按照量能课税的原则，穷人确实是无需纳税的。

（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