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转型的理论意义

作者：唐 杰 王 东  2019-01-02 09:42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数量型增长走向创新增长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综述了创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并以深圳从模仿性创新向创新驱动转变为案例，尝试总结其中所蕴含的创新增长的理论意义，即创新增长内生于市场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不断增强、企业家创新组织的培育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

[摘 要]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数量型增长走向创新增长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综述了创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并以深圳从模仿性创新向创新驱动转变为案例，尝试总结其中所蕴含的创新增长的理论意义，即创新增长内生于市场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不断增强、企业家创新组织的培育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

[关键词] 模仿创新 创新增长 专业化分工 创新协同 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1-0025-12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经济增长率下滑可以是经济波动而不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变化。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率曾经连续多年下滑。进入21世纪，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经济开始了长达10年的超级繁荣期。与之不同，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落已经具有了新周期的特征，持续40年约10%的年均增长率向下调整为6%～7%。我国经济从每7年翻一番，调整为每10年翻一番，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这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过程，如同于从百米短跑转向马拉松跑的过程，从简单比速度到比耐力。以调整跑步的姿态，跑得更稳、更持久来比喻经济转型，还是应当看到，经济减速并不必然实现经济转型，关键是看是否发生了积极的结构调整与升级；应当看到，转型过程会有风险，经济增长率下滑在短期内会引起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会引发高增长时代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引发股市、债市和汇率的大幅波动。转型需要付出代价，需要经历转型阵痛。当经济减速到来的时候，企业负担会增加，给企业减负很重要，减税却并不一定能够形成有利于企业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环境。在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深入研究创新驱动的内涵，告别传统增长方式走向创新增长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从古典经济学到创新增长理论

40年前发端的改革开放，在恰当时机做出了恰当抉择，我国国家综合实力跨越式提高，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长期、深远的重大影响。从人均300美元开始的大国崛起过程，当然面对空前的挑战。但在客观上，我国面临着空前挑战，客观上有模仿跟随的后发优势存在，有利于经济起飞和持续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全球化（WTO）红利和投资红利，才成就了历史性跃升的辉煌。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有了显著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大增强。

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动态无效率的现象则日渐凸显。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这源于推动高速增长的三大红利已经消退。从人口老龄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可以感受到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消退，一般不能直接感受到投资红利消失。作为一个理论概括，投资红利来自于稻田条件。在技术不变条件下，人均资本存量低，资本边际收益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极低，经济增长可以表达为招商引资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张的增函数。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撑了高经济增长率，工业化和城市化提高了要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因此具有了更多的结构性再配置特点。不过，投资促增长的投资红利不是一个单调递增的过程，经济发展达到一个转折点，资本存量提高，资本边际产出会降低。技术条件不变时，高投资率引发了投资的边际产出递减至0，甚至为负。

我们知道转折点的存在，却不大可能推知转折点的确切位置。借助于动态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依据动态鞍点均衡推论构成转折的条件。由技术条件不变的生产函数和欧拉方程决定的跨期均衡，决定于效用函数、要素效率、时间偏好和人口增长率。当人口稳定时，储蓄率提高，人均资本量增加，人均收入提高。储蓄率内生决定于时间偏好和要素效率。资本边际收益高时，时间偏好低，自愿储蓄率高，当期低消费和高储蓄会带来下一期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消费能力，当期消费减少等价于下一期消费增加。下一期消费能力增长大于本期消费能力减少就是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增。要素效率下降时，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投资引致的下期产出增量减少，消费能力增加缓慢。保持高投资率会转换为负债经济，边际效率下降往往会加剧经济泡沫化。过去10年里，我国宏观投资率上升很快，高投资率成为普遍现象，除京深沪以外的各省区投资率都处于较高水平。投资率的倒数是单位投资创造的产出，高投资率等价于低投资效率。可以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持续的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投资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现实中转折点正在加速逼近应当是符合逻辑的结论。

创新增长理论是关于知识、科学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科。知识与科学发现如何发生，如何扩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是创新经济学的重点。自培根以来，“知识就是力量”是人类最著名论断，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发现如何发生，如何转变为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力量在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经济学历史上，马尔萨斯最早系统性阐述了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限制，警示了无创新增长引发的贫困陷阱。亚当·斯密是分工创新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为创新理论大厦奠定了重要基础，是现代创新增长理论的逻辑起点。“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绝大部分技艺、熟练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分工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市场可以实现内生的供求均衡，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引发了市场扩张的冲动。

以斯密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分工创新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起飞转向创新驱动增长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依赖干中学的路径从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中获得模仿创新的跟随效应，提升自身知识创造科学发现的能力。二是通过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引入市场竞争生存的激励机制，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以知识外溢为基础的模仿创新，经过跨国投资发展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依赖模块化分工方式，从横向和纵向的两个维度将科学发现、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到最简单的工序，逐层分解形成了分工与市场体系，也搭建了一个由低向高顺序创新升级的阶梯。

初看起来，干中学的模仿式创新与分工专业化竞争创新似乎难以区分，但从理论和经济发展路径上看，二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干中学机制以发达国家的先行优势为出发点，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模仿式创新，分工专业化竞争创新更加强调建立起内在的创新激励机制。

熊彼特高度肯定了马克思对创新增长理论的贡献。“竞争起作用的方式与它在不管怎样完全竞争性的静止过程中起作用的方式迥然不同，以生产新产品或更便宜地生产老产品可得到的获得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并吸引来新投资。考虑到马克思当时的条件，其预言大企业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不过他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熟练地将集中和积累过程拴在一起，或者不如说他把集中设想为积累过程的一部分”。他观察到，“个别资本量的日益增大成为生产模式本身不断革命的物质基础。比起同时代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马克思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个产业变化的过程，也更能全面理解它的关键重要性”。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米尔（Mill）和马克思曾认为，若要让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除非能有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生产效率。这一命题由新古典增长理论给出正式的证明。新古典理论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由资本积累决定。……如果生产活动呈现出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那么从长期看，投资动力将会因无利可图而丧失。事实上，工业革命后二百多年以来，投资持续不断，这意味着技术变化在增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熊彼特使创新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以破坏性创造定义了创新活动：创新是摧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过程。熊彼特对创新经济学最突出贡献，是发现与论证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组织者，是社会创新的引领者，是旧产业、旧技术的摧毁者，在创新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创新企业家群体的形成与壮大是创新能够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

罗默和卢卡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贡献，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阿罗的干中学增长模式，波特现代竞争创新关系的分析，阿吉翁有关知识创新与产业创新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梯若尔的产业组织行为等构成了创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架构，极大地丰富了创新增长分析的理论。经过长期理论深化和实践验证，高度多源化的创新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理论体系。

一是创新增长得益于熊彼特创新周期和科技革命浪潮。工业化以来的人类历史是重大科技革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每一轮科学革命都会产生出新的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如蒸汽机、电气、信息通信技术等，科学技术创新及在相关部门的快速扩散，构成了经济繁荣的上升周期。经济繁荣表现为新技术、新产业替代落后的传统产业实现持续动态升级。工业革命发生与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科技革命的发展表明，企业的技术与新产品创新、重大新兴技术的推广以及新兴产业的出现，一定是以知识创新与持续的科学发现为基础。因为创新，国民经济得以走向高质量增长和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因为创新，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可以提升，落后国家追赶先行国家可以实现。创新过程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前提是，先有大量就业岗位消失，失业率上升，然后是再就业。

二是创新是长期增长的动能，创新来自于利润驱动。竞争生存是创新发生、发展及蔓延扩散的内在动力。市场淘劣存优，市场竞争参与者要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优质量的商品，推动科学发现产业化，实施产业组织模式创新。为了生存而竞争，因为竞争而生存，使创新有着显著的层级性和多元性，由低向高，从工艺技术向科学发现，由具体向抽象逐次提升。模仿性创新或适应性创新可以使企业在短期安全生存，处于技术前沿的创新企业，则可能远离竞争者的威胁。与此同时，新进入者往往是凭借开创性前沿创新打败了传统优势企业。 

三是部门内部分工与产业链是创新成长的基础。企业与企业差别在于生产了可替代的差别化的竞争产品，以中间产品形成了产业链关联带动经济增长，不同层级的企业间竞争带动了最终产品的升级从而扩展到产业链的末梢，在竞争生存淘汰竞赛中，企业通过提升自己在产业分工中的层级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获得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涌现的创新性公司越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会持续上升。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后发优势不仅仅表现为模仿型追赶，也可以因差异化生产的分工地位的持续上升而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从跟跑走向前沿创新。斯密与马克思的分工专业化理论存在着内生的竞争生存创新增长过程，可以有效地解释市场竞争生存引发的持续的产业升级过程。市场是创新主导，企业是创新主体，企业家是创新组织者推动者。

四是创新是产权明晰的竞争性体系。一般说来，无论是产业技术创新或是产业组织创新都是不同性质创新活动的融合，而融合的过程来自于等价交易的激励。创新依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证券市场等广义金融体系的支撑。这种支撑作用突出地表现为，明晰知识产权，为知识产权的收益定价。在现实中，创新活动充满了风险，创新的结果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常规金融体系难以对跨期的不确定的创新活动进行风险和收益的评估，这是创新增长过程面临的重要制度性障碍。创新投资和股权投资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能够为创新的收益与风险定价，有利于极其复杂、充满风险的投资活动获得合理的高于社会均值的收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的重要标志。

五是政府在创新驱动的作用。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突出了创新的公共产品性质。由此衍生出了科学院体系和科学家与企业家、教育体系和大学与企业家的创新连接。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将创新分解为两个过程，前者科学发现的创新（定义为Invention）；后是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定义为Innovation）。两者间差异与关联在于，前者一定表现为社会性的知识思想能力提升，科学发现增加；后者则一定表现为产业活动净现值水平的提高。在重大科学技术革命到来时，重大引领性通用技术对全社会创新活动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极其显著，成为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科学研究（Invention）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性资金，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Innovation）主要依赖企业投入。政府对于科学发现和知识创造以及教育的支持决定了创新中公共产品的水平和规模，对提升企业创新效率，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提供了重要外部性支撑。

政府对创新的正向支持和推动作用也表现为制定与实施适宜的产业政策。尽管存在着广泛争论，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性鼓励支撑创新性产业发展还是有着诸多成功案例的。阿吉翁等的解释是，产业政策并不必然与竞争政策相悖。罗德里克的解释是政府可以发挥信息、资源和组织优势降低大规模创新活动的风险，加速创新活动的进程。此外，提高创新预期收益的政策可以触发更多的创新，以创新带动创新就会成为一种动态可持续的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开发政策性激励、更加广泛的科学合作及优秀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等等。

三、深圳走向创新增长的转型过程

创新理论与创新实践往往是相互推动的，严密的理论逻辑分析对创新有重要意义，经典案例分析的理论价值也很高。深圳是经典的创新转型案例。从国际分工的最低端起步，经过了层层台阶，实现了快速转型，走到了世界创新的前沿。从农业到最低端的来料加工装配，到山寨模仿，到创新制造，直到全球创新中心。深圳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深圳速度，深圳也经历了持续四十年的长期增长率的下降，能够如此不断转型升级的城市在世界范围也不多见。

1.在降速中转型，利用经济周期换挡，不断强化分工的基因

1980-2016年深圳GDP年均增长速度约20%，但从图1中可以直观看到，深圳的长期增长率在持续下降。深圳与全国年均增长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1980-1985年平均差距达到40个百分点；1990-1995年为20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为2个百分点。

过去40年，深圳经济增长存在着不太规则却有迹可循的10年左右的中长周期并嵌套了3年左右的金融周期。深圳的经济开放程度极高，经济调整期与全国相关也有差异，一般会早于全国一两年。深圳经济所经历过的几次重要转型，基本发生在中长周期的底部，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开创一个新的繁荣期，走出了一条由低向高、渐进快速的产业升级转型之路。

深圳经济第一次重大转型大致发生在1985年。结束了兴办经济特区前几年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价格差的套利年代的高速增长，深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中心-外围关系，OEM为代表的深圳加工贸易企业成为支持深圳重回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这是深圳全面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推动市场导向改革的时代，尝试创设系统的市场经济制度，创设了深圳证券市场，引领了利率信贷改革，土地拍卖制度改革，采取多元化投资方式进行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深圳第二阶段转型从1995年开始，持续了大约10年。伴随着当年的特区优惠政策普惠为沿海开放政策，1995年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经济特区实质上成为没有特殊政策支撑的经济特区，在重大体制机制性变化之余，港深莞穗高速铁路建成，深圳机场开始规模化运营也成为企业重新寻找新的合理区位的驱动因素。深圳企业走出深圳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如加工贸易企业大规模进入东莞，引发深圳经济新一轮衰退。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性创新时代。无论是中文语境中的山寨现象或是英文语境中的Copycat都刻画了没有核心研发竞争力，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初级工业化过程。毫无疑问，山寨现象是干中学的重要范例，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的重要知识溢出途径。没在山寨式生产，今天深圳有可能还停留在分散化的工序加工贸易阶段。深圳企业从山寨化生产进入了专业化、差异化产品生产过程，深圳很多的著名品牌都产生于那个黄金年代。

深圳第三次转型几乎是与第二次转型穿插交替进行的。2003年前后，深圳经济陷入了新一轮衰退，主要原因是，深圳以人口红利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先行优势，在沿海地区迅速普及推广和发扬扩大，山寨现象从深圳走向了全国。深圳迫切需要引入新生产方式，实现新的更高水平的创新增长。这是新一轮有取有舍，融会贯通性的升级，是专业化加工装配转向专业化制造和协同创新的升级过程。时至今日，深圳并不以大企业众多而著称于世，这是北京、上海特征，深圳的特征是小型企业众多，年销售收入千亿级企业是两位数，百亿级企业是三位数，十亿级的企业是四位数，亿级的企业是五位数。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金字塔体系中，大中小企业间存在复杂的网络型供应链关系。以华为为代表的深圳大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创新地位不断提高，进入一流大企业供应链的中小企业不仅仅是分享大企业的创新成果，更加重要的是，获得并保持供货商资格是一个竞争生存的过程，N家企业参与竞争，只有一家可以脱颖而出。每一家参与竞争企业都要提出尽可能好的解决方案来击败对手获得供应商资格。因此，这不是一个单向的创新分享或是传统的大企业依赖垄断地位剥夺中小企业的过程，而是水涨船高式的协同创新过程。分工与创新，创新深化分工，推动了新的持续不断创新。

2010年前后，深圳开始了新的创新驱动转型。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从世界著名的copycat成长为著名的创新温室。进入创新时代深圳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一体化的自主创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模型等新技术，依托科技型龙头企业，组建了45个产学研联盟，培育了70家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新一轮创新转型最大的特点可能是深圳开始了invention + innovation的过程。知识和思想创造，基础科学与产业创新结合越来越紧密，新技术、新产业、新思想、新创意取代物质资本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深圳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超过50%，而后逐步下降，2010年以来的平均投资率已经下降到23%。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居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按照五年累计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2016年深圳—香港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东京—横滨的世界级区域创新集群。

2.在创新中转型，提升经济质量，不断强化协同创新能力

以下图2，来自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网站公布的2017年世界创新报告中主要国家当年国际专利的申请情况，其中深圳的数据来自深圳知识产权局的年度报告。

2007年中国大陆向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PCT国际专利排名第七，2017年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按照WIPO的预计3年之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假以时日，中国在专利保护期内的国际专利存量完全有可能在2030-2035年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4-2017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是从331件开始，增长到超过两万件，超过了德国、韩国，略低于法英瑞荷的合计。2016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排行榜上，专利申请量超过千件的企业，中国公司4家，合计10651件，排名第一，其中，前3家企业合计分别超过了美国前5家和日本前7家著名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以分工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展现了巨大的协同创新的能力，以华为为代表的十家大型创新企业占了国际专利申请的约50%，专业化的与大企业共生的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占了另外50%。

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约8000家，超过3万家科技型创新企业，占广东省科技型企业总数的60%。从上世纪80年代的“80后”企业华为、中兴，到“90后”企业腾讯、比亚迪、大族激光，再到“00后”企业大疆、华大基因，以及“10后”新一代的创新企业，不同时期各具特色，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创新发展浪潮。

3.在竞争生存中创新，依赖产业链协同，聚集创新企业家能量

深圳有很多令人称羡的特质，最突出的莫过于荡漾在这座城市每个角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与创新就是要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一个新产品，创造出一家新企业，优秀企业成长是永不言胜的过程，只有不断创新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一座创新型城市，一个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企业家创造企业家过程。100名创新企业家带动100名创新企业家能够持续不断推进的结果就是边际收益递增的过程。中等收入陷阱是缺乏创新的边际收益递减，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掉入边际收益递减陷阱的案例也很多。

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是，竞争生存并不是单一企业孤独求败过程。相反，众多专业化创新企业在产业集群内竞争生存就构成了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众多企业在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创新，协同创新构成了资源重组和有效再配置，是一个新兴产业崛起的根本所在。深圳最新崛起的无人机产业集群就是竞争生存与协同创新的经典案例。不失准确性的简要表达是，无人机是以AI技术为核心，以材料技术、精密加工技术、动力电池技术、控制技术及数字化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多元技术合成的新产业。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独立生产无人机，缺少产业链上的核心关键技术也无法生产无人机。

首先，深圳纤维材料企业众多。在加工贸易时代，深圳从加工钓鱼竿、羽毛球拍、网球拍到高尔球杆，伴随产业逐步升级，涌现了一批为无人机生产制造机体、外壳及主要结构件的细分化企业。其次，无人机精密零部件生产企业，作为航空铝的后加工处理细分产业，发端于低端的航空模型配件、手机外壳、消费类电子产品外壳、机器人配件等。深圳的手机制造崛起于模仿创新时代，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1世纪后的产量曾经达到6～8亿只，出口占到70%~80%。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传统低端手机业快速衰退，成为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与无人机制造协同，提升精密制造能力是相关企业获得新一轮创新增长的机会。与之极为相似的是为无人机生产提供外壳、螺旋桨和低值易耗的零配件等的特种塑料行业。锂聚合物电池产业是手机生产的基础，也是深圳传统优势产业。无人机从悬停状态达到最高速度时间越短无人机性能越高，对电池瞬时提高功率的要求也越高。因此，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要远高于手机电池，体积能量密度或质量能量密度的高低就成为传统手机电池生产企业转型生存的关键。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进行不同技术方案的竞争造就了无人机产业在深圳的崛起，一个不断扩张的产业集群也为几百家相关企业提供更加庞大的市场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微型电动机是无人机的关键构成，磁性材料是微型电机生产的核心材料，具有用量小、价值大、创新难度系数高的特点。单一企业会付出更长代价，承受更大的风险。深圳市政府没有预见到无人机产业的崛起，却清楚微型伺服电机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在公共服务和研究开发领域对磁性材料的研究开发给予了关键性支持，对深圳电动机产业升级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4.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

深圳从简单装配分工到专业化生产分工，从大规模制造到研发创造的连续转型升级，使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有不创新就会被淘汰的压力，也有创新失败也要被淘汰的压力。企业往往无所适从，这需要政府在提供创新的公共产品方面发挥保障作用。政府发挥保障作用的公共产品清单很长，但核心要点却极为明确:

一是鼓励企业创新，推动科学创新中心（Invention）与产业技术创新中心（Innovation）的超空间合作。四个90%都是深圳创新的最显著的特征，90%的研究开发机构，90%的研究开发人员，90%的研究开发支出，90%的研究开发成果都来自企业。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市就坚持鼓励、支持和资助企业建立研究开发机构，推动企业广泛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长期的研究开发合作关系。这是2004年以来，深圳国际专利申请爆炸性增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现在深圳每申请100件国际专利，有12件是与北京合作完成的。因为北京，深圳成长为全球瞩目的产业创新中心；因为深圳，北京的科学发现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前沿理论基础，科学创新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

二是推动市场主导的企业创新。以北京为代表的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科研创新成果，如何与深圳企业创新活动融合，或者说北京的科研成果为什么大量进入深圳，而不是其它城市？核心不在于政府行为的差别，而在于政府行为差别产生的市场主导创新的结果差别。科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发端于合理市场定价的“惊险一跃”。知识就是力量，个人知识产权的收益高会激励更多的知识发现。企业要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希望支付更低知识产权费用。瓦尔拉斯“拍卖式”的市场均衡无法解决知识产品定价问题。事实证明，政府无法给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的创新活动定价，这是专业化创业投资产业集群的使命。从世界范围看，创新活动活跃的区域是创业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中国大陆创新投资最为活跃城市高度集中在北京、深圳和上海。

三是创建创新的法治基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约体系，法治是创新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合法签订合同，合同能够有效执行，市场经济才可以运行。没有了合约与合约的可执行、可公平执行就不可能产生广泛深刻的创新活动。假如一个企业创造了知识产权，另外一个企业抄袭模仿而不受到惩罚，就不会有企业愿意创新。合约能够履行要以法治而不是政府行政管制作为基础。政府致力于消除行政垄断的行为是对创新的最大支持。有问题找市场是法治，有问题找市长就会引发政府的不当干预。深圳政府积20年之力建立了完善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体系，形成了可实施有威慑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995年7月，深圳市明确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转型战略，开始实施一系列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1997年9月明确提出创建科技风险投资体系，1998年11月正式启动风险投资立法程序，并将英语“Venture capital”直译的风险投资改译为创业投资，以法律形式确定了知识产权可以成为股权资产；2000年10月启动将《创新投资暂行规定》上升为法律立法程序，2003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三读通过的《深圳创新投资条例》，其中若干重要理论与前瞻性制度突破，为深圳创新投资产业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为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有益的立法借鉴。2012年9月，深圳积10年实践，颁布了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

四是建立与市场支持相容的产业政策体系。2006年深圳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口号，支持“非共识创新”。这是一个充满哲学含义的口号，也是曾经引发质疑的政策主张。面临的挑战是政府支持非共识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共识一定不是创新，人类历史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产业技术创新大都经历了从被怀疑到共识的过程。创新一定不是所谓灵光一闪的神话，一定要符合科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政府不能确定谁能创新成功，更不能指定谁是创新者，但可以引导创新者和企业认知产业技术创新的科学基础，遵循创新的科学规范，把握相关领域的创新进展，以及了解前人曾经进行过的创新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明确未来可行的技术路线。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合理的政府行为是明确要支持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方向，以及对创新团队进行既有成果和有效组织等多方面的创新能力评估。确定方向和评估创新能力与指定优胜者之间最大差别在于，创新是基于市场竞争和有效激励的市场主体行为，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最终确定谁是优胜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自2006年以来，深圳持续耐心细致地探索建立鼓励创新的环境，制定合理有效的支持创新的政策和规则，创造了一个科学家与创新企业家双向依赖的评估体系。

创建湿地效应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湿地是自然界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具有极其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经济活动的湿地就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只要政府不伸手拉偏架，市场竞争就可以决定谁是创新的优胜者。市场竞争中也不会存在永远的创新优胜者。深圳制定并实施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不评价深圳重大产业政策的得失，而是透过案例分析来观察，以产业规划为基础的产业政策是如何与市场机制相容共生，产业依照市场原则转型升级发展。2010年深圳提出了“深圳质量”的转型发展理念，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性产业发展目录，实施了更加积极的集约性发展政策，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快速外迁。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曾经骤降为5.8%，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深圳仍然坚持方向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2013年深圳推出了生命健康产业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要点。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干细胞库等重大医疗基础设施，建立个体化细胞治疗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评价体系。2018年深圳已经先后完成了干细胞库及全国首家免疫细胞质量检测实验室的建设。细胞技术的创新不可能从实验室技术，跨越中间工艺、质量控制，用到人身上的细胞产品必须经过监管审批，要有严格的第三方质量检定。美国食药监管局和我国药监局都明确规定，细胞产品应用必须有严格的质量检测：一是细胞类型和来源的检测；二是安全性检测，细胞来源是否有传染病，制备过程是否有污染；三是有效性检测，细胞作为药物的一种，临床使用能否实现治疗的目标。我国细胞产业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美欧日，细胞产业发展中缺失细胞制备标准和质量标准是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出，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加快弥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短板，只要不违反竞争性获得资源的市场原则，产业政策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

四、若干启示

我国要从传统的数量型高速增长，走向新常态创新增长，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明晰企业与政府行为的合理边界。目前出现的绝对化看法或者是以市场失败来强调政府的管制作用，或者是以市场有效来否定合理的政府行为。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机制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以至于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市场机制的内容一般被作为既定的事实来处理，很少有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发生、发展与演化完善的分析，即使在制度经济学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过程的理解仍然很有限。深圳经济持续转型，快速转向创新驱动，与制度性地探索创新激励机制有着密切关系。深圳案例表明，合理的政府行为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以法治化为基础，规范市场行为，推动市场机制加快发育成熟。我们应当清楚，市场机制是在混沌中发育，在混沌中走向成熟；一个不成熟、不规范的初级市场经济所遭遇的失败，一定会比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要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加快成为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

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要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服务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改革过度依赖直接和间接的行政干预影响资源合理配置的不当行为。合理的政府行为不是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而是依法依规地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公共产品。法制化水平的高低，执法的公正优劣是政府能否提供创新公共产品的标准。产业创新激励内生于市场主体—企业合约行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指定优胜者，即使是有过辉煌创新业绩的创新企业，也会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而懒于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

发展中国家对先行发达国家赶超的过程，本质上是走向创新增长的过程，根本动力是市场，将市场的主导作用与政府的引导作用有机结合，创新才会有活力、有效率，创新才会因为创新带动创新使创新成为增长的根本源泉。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存在着鲜明的差别。在经济起飞和模仿创新时代，产业发展的供给结构、产业技术条件、市场需求结构有很强的可预期性，不确定的风险系数低，政府行政干预往往有效。经济发展迈向创新增长阶段，距离先行前沿国家越近，模仿的成本越高，创新的风险增大，可预期性减弱，政府行政干预的有效性降低，支持非共识性创新，创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和强有力法治基础，依法依规的制定引导性而非行政干预性产业政策会成为创新增长的重要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蒂尔曼·阿尔滕堡，丹尼·罗德里克.促进经济结构向富裕绿色经济转型[J].比较，2018（2）。

[2]菲利普·阿吉翁（P.）等.产业政策和竞争[J].比较，2016（1）。

[3]菲利普·阿吉翁（P.）.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J].比较，2014（5）。

作者简介：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广东深圳518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