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期执政政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

作者：涂 谦 黄卫平  2019-01-08 10:1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一党长期执政”现象并非只会在“一党制”或“法定执政党”国家才可能出现，在一些表面上看是多党竞争激烈或是政党轮替频繁的国家，背后也有着一套隐秘、精致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个政党或是一群相似度极高的政治精英在长期执掌权力。

[摘 要]执掌政权，并希望长期执政是现代政党的政治目标。“一党长期执政”现象并非只会在“一党制”或“法定执政党”国家才可能出现，在一些表面上看是多党竞争激烈或是政党轮替频繁的国家，背后也有着一套隐秘、精致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个政党或是一群相似度极高的政治精英在长期执掌权力。与一般政党相比，除了垄断权力更易导致腐败滋生、党内分裂和反对力量的挑战外，长期执政政党往往在主动进行自我革新、面临民众需求刚性增长与执政绩效边际效益递减、保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应对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利益分化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更为严峻和尖锐的考验。

[关键词]政党政治 执政党 长期执政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1-0088-07

一、长期执政政党：概念与类型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政党是以执掌国家公共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和特定阶级、阶层、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与其他试图参与政治过程或影响政治决策的各种社会组织不同，政党始终以执掌国家政权为核心目标，在野时要千方百计提出对广大民众有吸引力的政见主张，尽最大可能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赢得上台执政的机会；一旦执掌政权，就要努力创造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基础，寻求长期执政之道。这是现代政党的内在逻辑和执政目标所决定的，一切真正意义的政党概莫能外。

然而，特定政党能否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有效战胜竞争对手，主政掌权并且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其主观意志，而要看特定政党能否不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诉求、满足各界需要，争取人民广泛而持久的支持。

所谓长期执政政党并不是一个成熟、规范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对政治历史现象的描述性概念。一般而言，可以将通过赢得竞争性选举、领导民族独立、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等方式，在一个主权国家连续执掌行政权力达到20年及以上的政党，视为长期执政政党，其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命运。据统计，20世纪以来，世界上曾先后出现的长期执政政党有30多个，比较典型的有拉美地区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东北非地区的埃及民族民主党、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亚洲地区的日本自民党、印度国民大会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国民阵线（主要由巫统、马华、国大党三大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以及原东欧苏联地区的共产党等。

长期以来，在世界政党政治研究中，似乎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以为“一党长期执政”现象只会在“一党制”或“法定执政党”国家才可能出现，也只有此类国家的执政党才企图长期执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例如所谓推行“多党竞选制”的美国就曾经从1933年～1953年由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日本自民党也从1955年～1993年长期执政近4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21年～2007年更是长期执政70多年。

至于那些以“两党轮流执政”著称的国家，往往事实上推行的也是一种隐性或变相的特定政治精英集团的“长期执政”。事实上，一个国家政党体制的形成往往受制于该国特定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当时的国际政治潮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该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比。西方一些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长期博弈的结果，这些政党受自身实力（具体包括财力、物力、人力、组织动员能力、获取选票能力、执政能力等）和外部压力（如其他政党的挑战、民众的政治诉求）等因素的限制，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继而通过制度化的竞选机制，形成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的局面，如果一旦出现政治实力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的政党，就可能出现一党长期连续执政的格局。

其实，在一些表面上看是多党竞争激烈或是政党轮替频繁的体制下，背后也有着一套隐秘、精致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群相似度极高的政治精英在长期垄断权力。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轮流执政，虽然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颇有影响的第三党，至今也还有数量不菲的其它小党，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垄断政权的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在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背后暗藏着特定政治集团长期执掌政权的玄机。

只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来看，似乎是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但从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实际是两党长期联合执政。而且两党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和阶级属性并无本质差异，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都试图尽可能满足更多选民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虽然他们在竞选中提出的纲领不同，但往往只在税率、移民等内政问题上存在差异，在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往往并无太大差别。有观点认为，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的施政路线已经超出了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框架，甚至是对美国主流政治模式的一种颠覆。但笔者认为，特朗普目前种种违背“政治正确”的“反传统”言论和政策主张，本质上还是美国多数选民和主流政党意志的体现，虽然其政见主张挑战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长期形成的“政治正确”，而这也恰恰是美国主流政治的某种转变的反映。不论是现任总统还是历任总统，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治上都必须保证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选举则是形式上周期性地给予民众政治表达和宣泄的机会。

由于日本实行比例代表制，即便自民党赢得相对多数选票有时也还需要联合其它小党才能组阁执政，其他政党也可以按照其所获选票的比例分得相应数量的议席，这就造成了自民党常常需要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目前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占据众议院312个议席（共465个议席），其它在野党数量多达155个。比例代表制是按选票分配议席，倘若日本自民党实力足够强，能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就完全可以排除其他政党而单独掌控政权，不存在任何法理障碍。事实上，自民党在创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在其长期执政的38年中，虽然不存在执政党的更迭，但政权更迭时常是在其内部的竹下派、三琢派、宫泽派、渡边派和河本派等派阀之间进行，内阁首相也通常由各派系协调产生。目前日本政权的更迭基本是在以自民党和民主党为主的政党联盟之间进行，这两个政党历史上曾是同一个政党，本质上都属于保守型政党，民主党内的主要领导和一些年轻政治家（如冈田克也、小泽一郎等），也大多曾是自民党成员或与自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类政治精英。有学者在分析日本政治体系时精辟指出：“从体系结构看，日本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上下分层的政治结构，即上层形成稳定的权力精英集团长期掌握政权，下层多元化利益诉求为上层权力精英所整合”。这种由一个政党不断分化组合而衍生的“多党竞争”背后，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特定政治集团长期执政。

概括而言，历史上出现的长期执政政党，有些是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竞选能力较强，能够通过“把持票柜”不断赢得选举的政党，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些是家族烙印较深，血缘继承特征明显，虽饱受外界质疑却能通过“合法使用暴力”强势地掌控政权的政党；有些是位于竞争性多党制环境下，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充分利用游戏规则进而实现某种变相的特定政治集团长期执政，如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日本自民党；有的则是以暴力机器为后盾，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其唯一合法执政地位的政党，如原苏东地区共产党。虽然这些政党的性质不同、价值理念各异、制度环境也存在很大差异，但都以执掌政权并长期执政为目标，这正是一切严格意义的政党的本质特征。

二、长期执政政党的执政挑战与考验

不管对历史上出现过的长期执政政党做何种类型学划分，也不论那些长期执政政党根据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采取何种具体制度和不同方式执政，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必有其特定的历史必然性，又无可避免和毫无例外地将面临一系列严峻考验和各方面重大挑战。所谓“挑战”与“考验”是比较类似的概念，可以说“挑战”是相对被动地接受的“考验”，而“考验”则是较为主动地迎接的“挑战”。

腐败滋生蔓延、党内分裂困扰、反对力量集聚，以及民众审美疲劳等，都属于大概率的挑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长期执政政党之间只有程度差异，没有本质区别。今年5月，马来西亚在独立61年后第一次发生执政党轮替，执政时间达60年的国民阵线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此前最大的反对党“希望联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前国阵领袖马哈蒂尔“反水”加入希望联盟，造成国阵内部分裂。诸如此类的常见“政党疾病”困扰，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长期执政政党都难以避免，如原苏联共产党、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与一般的执政党相比，长期执政政党则将面临更多、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历史经验证明，政党执政时间越长久，执政基础越稳固，执政绩效越显著，其领袖威望越崇高，其面临的考验与挑战的尖锐性和严峻性程度也往往越高，这就对这些政党提出了更高、更严苛的要求。

（一）长期执政政党必须经受自我革新的考验

对于长期执政政党，特别是处在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环境下的长期执政政党，因其缺乏制度化的竞争压力，随着执政地位的稳固，极易出现精神懈怠、政治敏锐性减弱、自我革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初期，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实行了一系列适时的政策制度，如高度集中的，军事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社会管控政策。这些制度措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一度使得苏联在战后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然而，随着执政地位稳固，苏共领导人开始精神懈怠，固守着那些过去的高效制度，难以应对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挑战。经济上，坚守过去的重工业优先、一切按指令进行，造成了轻重工业结构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政治上，民主集中制逐渐演变成领袖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公共权力演变为干部特权，党员干部演变成权贵阶层；干部选拔制度蜕变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正是苏共领导层的不思进取及其政策制度的僵化固化，导致了苏联发展的停滞。

特定政策制度满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及时有效更新政策是执政党是否具有政治适应能力的体现。在世界政党的谱系中，有些大党、老党在短暂下台后，可以东山再起，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有些则在下台后一蹶不振，甚至在政党谱系中消失了，如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有些则在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长期博弈中，保持了执政地位，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究其原因，当然有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各种因素，但政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和主动改革的智慧和勇气往往是不可忽视的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法定执政党，其最高决策层就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忧患意识，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有着清醒的认识，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清醒意识到“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必须“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深刻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更要防止党的分裂，特别是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尤其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长期执政政党必须经受民众需求刚性增长与执政绩效边际效益递减的挑战

从执政绩效看，各政党之间的执政绩效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有些国家，至今尚处在低生产力水平阶段，还未能有效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而有些国家，则已经使民众过上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生活。然而，从长远发展看，相对于民众利益需求的刚性增长，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往往总是相对滞后的，这必然给高度依赖执政绩效，以执政绩效为执政合法性重要基础的政党带来极大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民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身利益的需求在量和质的层次上都将不断提升。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安全和生理需求后，就会渴望满足参与社会的需求、受他人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对长期执政政党的期待将水涨船高。

由于各个国家所具备的资源和条件都是有限的，执政党所掌控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种资源有限性和执政党能力有限性与民众需求的无限增长趋势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对于长期执政政党而言，历史上的执政绩效是否能够始终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刚性利益需求，无疑是个重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某些特定的长期执政政党，无论现实政绩如何卓著，很多民众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施政工作中的具体失误，不要说重大决策的“颠覆性”错误，哪怕是一些明显的瑕疵，执政党也必然要承担责任。多年在政治舞台扮演“主演”的长期执政政党必须经受得住民众“审美疲劳”的考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发展迅速，人均GDP始终位居世界前列，经济富有活力，保障性住房“组屋”政策令近80％的国民“居者有其屋”，可就在前几年的两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也遭到了人们对其“自恋、自傲、自满”的指责。客观上讲，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都是世界一流的，但仍达不到民众的主观标准。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无论政绩如何卓著，很多民众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如美国这样的号称“民主标杆”，并让选民周期性宣泄民怨的国度，一旦许多选民发现建制内政治精英长期垄断权力的本质后，仍然会试图改变。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上台，就是相当一大批选民面对国内外许多复杂矛盾，对共和党、民主党内传统建制派政治人物长期执掌权柄，深感不满，谋求变更的一种特定反映。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清楚认识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性，明确要求“共产党人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长期执政政党必须经受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考验

一般情况下，执政时间越漫长，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变革越激烈，一些以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重要合法性基础的政党，面临的挑战就越大。

历史上，因为意识形态蜕变和失效而导致衰败的长期执政政党不在少数。有的是政治精英主动放弃了原有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政党和民众思想上的混乱。如苏共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在指导思想上搞多样化，不仅鼓励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纵容国内外对过去苏共意识形态的露骨批判，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国家传统主流价值观被颠覆，苏共后期由此逐渐成了一个“泥足巨人”，丧失了意识形态主导权。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效，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一些是统治者行为上的离经叛道导致意识形态对民众感召力的下降。如印尼专业集团，声称自己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认为过去的政党只代表了部分利益，因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政党，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界限的社会政治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发现事实并非像其宣称的一样，统治者的腐败奢华与民众自身贫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印尼专业集团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也就逐渐丧失了民众的信赖。

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真理和真相是什么，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理和真相才更重要；有能力让大多数人民相信什么才是真理和真相，是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能力。

试想，在腐败与特权渗透在各个环节和领域的苏联后期，尽管官方的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宣扬苏共的光辉形象，可由于人们对来自统治集团特权阶层的所见所闻，又有谁还相信这些宣传？当共产党领导层早已“资产阶级化”，其宣传的意识形态话语蜕变成一种语言程式和公共套话，不仅失去了社会的粘合作用，甚至还会成为一种对现存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反讽与消解因素。当执政党高层自身不再相信自己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教条时，怎么可能期待广大民众还会信奉这些“圭臬”？

对长期执政政党来说，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问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这绝不是简单依靠行政权力所能掌控的，特别是对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必须未雨绸缪，主动探索，积极引导，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坚持核心价值，维护历史传统，巩固原有执政基础的基本盘；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善于与时俱进，解放思想，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开拓新的理论体系，与时代同步。

无疑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使我国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从而也使执政党更加自觉地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这是党更加重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举措。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参照系，又是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为目标的，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而日益凸显，党充分认识到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并化解这些矛盾，强调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也是对国家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的重大挑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就要求党不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成功经验，开拓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重新诠释和定义诸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源于西方的主流核心价值，使之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长期执政地位所必须经受的重大考验。

（四）长期执政政党必须经受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利益分化带来的挑战

执政绩效越显著，经济社会发展越迅速，各阶层利益分化越大，给长期执政政党的政治代表性带来的挑战就越大。随着民众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等基本需求后，会逐渐在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更是推动不同利益群体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在体制内外表达利益诉求和寻求政治代表，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发展，势必对一些长期执政政党带来极大挑战。

就一般意义而言，政党作为特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以谋求主政掌权为政治目标，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作为长期执政政党为实现巩固执政地位的长远政治目标，则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执政资源，拓宽执政基础，扩大政治代表性，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十九大重新评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分化的社会利益现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唯一法定代表，必须更加自觉地努力代表和平衡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引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充分而平衡地满足各阶层群众的不同需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也是其在未来能否充分将体制外的利益诉求尽可能纳入体制内来有序释放的重大考验。

综上所述，与一般的执政党相比，长期执政政党面临更多、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要想巩固执政地位，需要更高的改革创新智慧与更强的与时俱进能力。

作者简介：涂谦，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党委秘书；黄卫平，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兼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广东深圳51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