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希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一帮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团队领导人，首先创造了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模式，对社会的旧模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为社会提供新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新知识和新模式，才是社会的原生动力，而不是单纯的资本和利润。

对“创新”真正学术性研究，近代最著名的，当属管理教父德鲁克。

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是企业家这个词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创新，是企业家将新技术和新方式，转化成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德鲁克将创新凝结为管理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并把创新与企业家紧紧地连在一起，还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一个企业家如何具备创新的素养，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

企业家不断创新的知识和行动内涵，被德鲁克研究得很深刻，也突破了以往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框架和数字模型经济。美国上世纪的前进主力，并不是被单纯的新发明和新创造带领的，而是被一批卓越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引领的。这里并不单是指大企业，也包含广大中小企业。按德鲁克的理论，阿波罗登月并不如克罗克将汉堡变成连锁更伟大，同理，发明电灯，并不如爱迪生将电灯产业化并普遍全国更伟大（德鲁克发现，发明电灯并不全是爱迪生的功劳，但运用企业家精神将其产业化，才是更伟大的贡献）。

创新二字是后期德鲁克研究的重点和伟大贡献，也是管理学界的宝贵财富。实际上，企业家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所带动社会前进的模式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是一致的。管理学者金昔也有类似描述：人是管理的基础，社会的工作是培养和发掘能引领社会的人，并由他们来带领各自的领域创造未来，这些领域包括广大企业、社团、机构甚至政府，是为人才战略。人的专业化塑造，专业人才的引领，才是社会的优化状态。

按德鲁克以企业家为本的经济和金昔以人为本，尤其是以人才为本的社会构架的理念，我们更希望看到的理想社会，是一帮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团队领导人，首先创造了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模式，对社会的旧模式进行创造性破坏，为社会提供新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新知识和新模式，才是社会的原生动力，而不是单纯的资本和利润。

金昔《能力之源》中，有个经典案例。如果美国和非洲小国同时遇灾而GDP归零，所有的金钱、可见建筑和产业消失了，那么５年以后，美国造的依然是飞机和计算机，非洲小国依然是草屋和木棒。GDP被金昔创新为能力的表现，而不是金钱的表现，所以创造了个新词：GDP系数。二战后，德国的崛起，更多的是因为德国人脑中的知识量和创造力，也就是德国的GDP系数很高，而不是存量的资本更多。资产可以减少，而能力值却不会。就像一个人，可以一夜间变成穷光蛋，但是凝于脑中的知识和身上的技能，却不会少。

所以，在企业家本人能力测评和其企业规模的对比研究中，金昔发现了实业界太多的企业家本人能力值小于规模的倒挂现象，而这些，才是导致企业压力和无法发展的根本。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类似于美国的泰勒时代，只要有产品，就能获得金钱，成为了时代缩影。当然，其中悄然的危机，是很多企业规模的扩大，超越了企业家本人的能力值，而这些企业浑然不知。而后，生产时代接近尾声，消费时代来临，时代对企业家的能力要求更高。比如，之前能力值５０分就可以做企业，而今，需要８０分才及格。在此过程中，企业经营压力陡增，很多企业家却不会审视自身，通过资金拆解和互保套钱，甚至盯住大众的存款资本，打包概念圈钱等方式，进行了所谓“创新”。而后，拆东墙补西墙的过程走几轮后，轰然崩塌。

金昔把企业家能力值不足，不思考创造社会价值，只在乎资本拆借圈存现象总结为创新诈骗；把发展过程中，企业规模超过了企业家能力的差值称为危机差值；把现有企业中，企业家本身能力不足，只靠噱头创新和资本圈存来续命的创新称为创新陷阱。

因此，我们要扭转危机差值，避免创新陷阱。（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