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改革历程中，虽然每次改革每次变法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每位改革家每位变法者都具有鲜明个性和卓异智慧，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改革情怀广布流传，“替百姓请命、谋万世太平”的改革宏愿愈挫愈奋，“不惧生死、铁骨铮铮”的改革意志历久弥坚，“纵览历史长河、横察时代风云”的改革眼光高迈敏锐，所有这些铸就了一道鲜亮明丽、深湛殷实的中国改革文化风景。

■刘金祥

一、秉持和弘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理念

改革，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鲜明标识和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史究其本质就是一部改革发展史。改革在我国漫长历史进程中不绝如缕、史不绝书，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改革具有不同的主题、内涵、重点和目标，且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和效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的改革，是人类智慧所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使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破败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尽管在不同历史年代中国的改革主题、任务、方略和路径顺势而迁、应时而变，但“布新猷，除旧政”的改革精神和“鼎新革故”“求变图强”的改革理念始终如一、千古不变。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延续五千年而仍然保持独立性和完整性，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历朝历代一些开明坚毅之士秉持和弘扬“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理念密不可分。

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改革大戏，其真正序曲最早奏响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尽管此前齐国有管仲变法、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均未达到强国富民、称雄一方的目的。

被尊为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位“魔术师”的商鞅，“挺身以任国事，抗群臣之廷议，逆一国之舆论”，力劝秦孝公废世卿世禄制，大力实施奖励军功、编制户籍、鼓励耕织、设立郡县、制定秦律、统一度量衡、废井田、开阡陌等改革举措，使原本居于蛮夷之列、备受列国欺辱的弱小秦国“卒以拓霸国之规模，立统一之基础”，短短六年内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商鞅变法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自此成为中国历史改革的主旋律，成为一种传布久远、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汉武帝时的桑弘羊是一位坚定地沿着商鞅足迹前行的改革家，是一位弘扬和践行改革精神的思想家。为了巩固西汉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填补长期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抑制商贾相互倾轧兼并，削弱日渐隆起的地方势力，桑弘羊在汉武帝的信任和支持下，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主张“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坚决果断地实施盐铁专卖政策以及均输法、平准法、徙民边塞等改革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整饬了吏治腐败、减轻了百姓负担、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政府收入，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为汉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桑弘羊的改革政策触及了官宦显贵、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汉武帝死后不久，年届古稀的桑弘羊便惨遭杀害且殃及九族。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因此改革总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以生命为成本的，但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旋律一直在鸣响一直在升腾，商鞅、桑弘羊的改革精神穿越漫漫历史风尘在千年后的北宋王朝得以接续并产生巨大回响。

二、改革是艰辛周折的，变法是艰难曲折的

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曾咏诗表达对商鞅的钦佩之情和仰慕之心：“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北宋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时刻，但经济却踟蹰不前、羸弱不堪。王安石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富国强兵、挽救政治危机，在宋神宗的支持和佑护下，提出了“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的改革方略，以“理财”“整军”为主要内容，力排非议责难，冲破重重阻力，发起了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影响甚巨的社会改革运动，毅然在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方田等方面推行新政。

这场被后世史学家称为“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的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国库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打击和限制了豪强富商鱼肉百姓的行为。但由于变法在推行过程中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运作不当，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一定的侵犯和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众多地方豪绅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和朝廷官宦的联合反对和携手抵制，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宋神宗去世后新法被全部废除，王安石也被罢去宰相职务并退隐江宁，并于１０８６年于孤独抑郁中病逝于钟山。

当朝和后代文人政客对王安石变法聚讼纷纭、褒少贬多，宋代大儒朱熹斥责王安石变法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但近代两大思想家梁启超和胡适对王安石及其新法持肯定态度，梁启超在《王荆公》一文中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认为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而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改革是艰辛周折的，变法是艰难曲折的，即便这样依然浇灭不了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的熊熊烈火，依然阻挡不了中国历史上沉重却坚实的改革步伐变法步履。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以王安石自比，明知“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后世之谤，而勇为之”，在满朝“骂声”和争议中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比较成功的一个改革家。

针对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六大积弊，张居正创制“考成法”，实行“一条鞭法”，整顿吏治、严肃法度，清除外患、巩固边防，俭以聚财、禁止奢靡，在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从体制内部寻求一条自救自强的道路，特别是“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而且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使江河日下的朱明王朝出现了一线转机，张居正改革后的十几年明朝焕发出罕有的生机与活力。

张居正改革避免不了要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和缙绅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保守派的尖锐对峙和强烈对抗，加之历史积弊积重难返，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积劳成疾的张居正罹病身亡，其官爵和封号迅疾被褫夺，改革措施也被终止废弃，刚刚出现一点转机的明朝又开始遁入下坡路。

三、历史是面镜子，鉴古知今，才能步疾行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有时需要胆量和勇气，有时更需要英武和血性。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封建斗士著称的谭嗣同，在康梁改良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认为“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主张只有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经世济民、救亡图存。

谭嗣同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倡议，力辅光绪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和最坚定者，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绝信念，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然正气为变法而牺牲殉道。著名的民主革命者邹容为谭嗣同遗像题诗赞叹：“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在中国古代改革历程中，虽然每次改革每次变法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每位改革家每位变法者都具有鲜明个性和卓异智慧，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改革情怀广布流传，“替百姓请命、谋万世太平”的改革宏愿愈挫愈奋，“不惧生死、铁骨铮铮”的改革意志历久弥坚，“纵览历史长河、横察时代风云”的改革眼光高迈敏锐，所有这些铸就了一道鲜亮明丽、深湛殷实的中国改革文化风景，铭刻史册，光耀古今，积淀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社会的不断前行和中华文明的持续演进提供着不竭的内生动力。历史是面镜子，鉴古知今，才能步疾行稳。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