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语境下的身体改造并非以身体为最后的落脚点，身体只是一种载体、一种隐喻、一种策略，真正有意义的是隐藏在身体背后的人，即“以身体为切入点，以人为最终目标”。

■蔡斐

女性放足，男性剪辫，是晚清民众从“头”到“脚”参与革命的典型方式，也是与旧制度决裂的正式标志。

按照福柯的理论，缠足与留辫体现了权力对于身体的控制。尽管这种控制是物理上的，但却是微妙的，甚至是政治性的，属于身体政治学的范畴。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要求、社会的进步等因素，原来对身体的直接、暴力的惩罚逐渐被“置换”，会变成对欲望的压制、对思想意志的改造、对内在灵魂的征服。显然，缠足与留辫就是这样的控制方式，虽然现在看来有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味。

于是，当身体政治学被纳入资产阶级革命改造的分析框架时，缠足与留辫作为国朝认同和种族认同的象征符号，很自然成为革命派的改造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足与剪辫作为革命改造的一部分，体现了身体面对规训时产生的反抗性。特别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输入，身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愉悦”，并得以冲破传统伦理与秩序的专断统治。

再回归到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来看，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时，自由、独立、民主、民权、民生等符合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被充分释放。这种现代性既促进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也推动着他们向一般民众普及现代性启蒙因子，在建立政治权威和社会认同的同时，去不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被赋予了非常明显的使命化与工具化的意义。

自洋务运动以来，在经历了一系列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上的救亡努力和失败之后，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逐渐关注到了原先被忽视的“人”。无论是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兴办新式教育以培育新式民众，还是戒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加强对女性身体的开发，抑或是重视国民的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这些都是把“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通过强身、强种以强国，进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换言之，革命语境下的身体改造并非以身体为最后的落脚点，身体只是一种载体、一种隐喻、一种策略，真正有意义的是隐藏在身体背后的人，即“以身体为切入点，以人为最终目标”。

当然，如果说放足表征了女性权利的解放，那么，剪辫在晚清革命进程中的标签意义则更加显目。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情节被唤醒的历节点上，“辫子”有着明确的身体特征，是外族与汉族的边界，也定义着人的政治属性。

在当时，辫子是清朝普通人身体的一部分。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辫发的政治象征已经内化到民众的心里。但是，随着晚清政府的威权力量逐渐下降，辫子的政治威压也随之降低。此前，维新派已经将辫子从讳莫若深的领域推到官方的政治领域，成为舆论公开讨论的话题。革命派对于剪辫的叙述重点虽然也是以辫子的功能性为起点，但是结合了自身的政治诉求，剪辫就大大超出了一般层面的风俗改革，很自然地融入了革命进程。

相应地，革命派媒体也围绕着辫子建构起新的话语体系。自１９００年的《中国旬报》第１９期间刊载章太炎《解辫发说》一文起，就有了大量的论述。与维新派将剪辫视为个人和国家的改良不同，革命派媒体眼里的剪辫行为，被赋予了身体的反抗性意义，并上升为民族想象的内容。革命派媒体的报道中，有关辫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与历史中的痛苦记忆的大量呈现，其实是试图将晚清的中国建构成敌对的不相容的两个族群，一个是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原正统族群，一个是历史上野蛮暴力、当代软弱无能却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

正如罗素在《权威与个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份报纸如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憎的敌人，它就比一份探讨美元短缺所有复杂细节的报纸更吸引人”。在这样激进的剪辫叙事框架下，辫子成为汉族与满族之间区别的标志，剪辫也就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与旧制度，旧政府决裂的标志，构建出新的民族国家“想象”。（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