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路径探析——基于武汉新洲X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

作者：王向阳  2019-06-27 11:2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研究表明：党建经费的设立，高度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资源稀缺的维持型村庄治理现状。公共资源在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分配，极大激发了村民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热情，重塑了党员和群众主体意识，再造村庄政治空间，进而实现了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有效回应与村庄公共价值再生产。

[摘.要]深植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本质和最鲜明的特色，而人民性有效实现的关键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力强弱。既有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和个体主义解释路径难以对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实践做出有效解释，本文秉持组织路径，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武汉新洲X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揭示了当前广大普通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村庄基础、关键环节与实践路径，进而提出了以村社统合为核心特征的资源下乡组织化路径。研究表明：党建经费的设立，高度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资源稀缺的维持型村庄治理现状。公共资源在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分配，极大激发了村民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热情，重塑了党员和群众主体意识，再造村庄政治空间，进而实现了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有效回应与村庄公共价值再生产。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经费.群众路线.村庄政治.公共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6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093-09

一、问题提出与既有研究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研究（项目号：14JZD03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项目号：18BDJ076）的阶段性成果。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的基础性地位和战略性作用值得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属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织部分，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对象。众所周知，税费改革之后，藉由税费征收、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而建立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制度化关联松散化，行政空转明显，大有走向悬浮治理之态。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源和治理任务密集下沉，对农村基层组织提出了更多要求和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政治基础，其组织力的提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笔者问题意识在于：当前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如何？何以如此？又当如何提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

梳理既有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笔者发现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等三化现象具有高度共识和深刻认识，并有学者指出这一组织现状与当前党的工作重心下沉和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重不匹配，与群众打交道的外部组织力与教育管理党员的外部组织力已不适应组织力提升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功能不突出，组织生活形式化严重，缺乏普通党员和群众的认可；二是组织老龄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七个党员八颗牙”的极端局面；三是党员干部素质不强，加之党员意识淡薄，个体功利主义盛行，价值观念混乱，组织难度空前；四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规范不足，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尚有待拓展，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亟须创新；等等。

纵观学界既有研究，主要沿以下两条路径展开分析：一是制度主义解释路径，这一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问题主要在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落后上，党员管理、教育及监督制度、领导体制机制、组织生活规范化等既是问题起源，又是组织力提升的着力点所在，优化路径在于完善制度建设，以制度创新作为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的治本之策；二是个体主义解释路径，这一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问题主要体现在党员素质上，党员意识、工作态度、领导干部素质、干事创业能力等个体因素成为研究关注的重要焦点，改进措施也多集中于强化党员意识、加强教育和管理、完善考核激励等个体因素上。制度主义解释路径看到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并从制度视角对农村基层党建出现的问题、成因及其优化路径做了一番制度主义的解读，但是却难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

罗宇凡、崔静：《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基层强基础纪实》，《人民日报》，2017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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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倪素香：《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7期。以解释建党以来同样在制度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部分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较强而当前却较弱”这一历史实践命题，可见制度因素只是当前农村基层党建问题中的一个因素，并未抓住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要素及其关联机制；与此同时，个体主义解释路径准确地触摸到了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组织现状，不过遗憾的是，同样轻易地将组织问题归纳到个体意识、素质、能力等个体因素上，却忽略了基层组织建设背后复杂的组织因素，更没有看到农村基层党建的本质特征正在于植根于广大群众中的深刻的人民性这一鲜明特点，而人民性恰恰体现在丰富的党群互动实践过程中的组织实践，即核心在于组织过程与组织机制，与制度因素、个体因素关联有限。

有基于此，笔者拟从组织路径对当前农村基层党建问题做出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农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组织路径，进而揭示农村基层党建组织力提升的实践机制及其政治社会影响，这也是本文研究目标所在。

二、案例与方法

（一）案例选择

本文经验材料、学术思考均来自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于2018年3月28日至4月18日在湖北武汉远郊区新洲下辖X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X村，地处武汉市远郊区，与黄冈接壤，下辖4个自然湾、11个村民小组、542户、2180人。根据调研，X村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打工经济发达与村庄留守特征突出。X村地处武汉市远郊区，受省会城市经济体辐射影响，当地中青年人外出务工普遍，打工经济成为当地大多数村庄的经济社会常量，也是当地村庄经济社会贫富分化的基本维度。有基于此，当地熟人社会由密转疏、由熟变生，熟人社会半熟人化明显，在村人口以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的老弱病残懒等群体为主，这一群体，也构成了留守群体的主体部分。

2.集体经济空壳化与维持型村庄治理明显。据悉，自分田到户以来、尤其是二轮延包之后，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处境相似，X村并无内生性集体收入来源，在税费负担沉重的世纪之交，村庄更是负债累累。目前，村庄基本运转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外加地方党委政府“费随事转”经费，每年不过5万元左右，村庄基层治理以维持在村村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为主，维持型特征明显。

3.组织结构老龄化与基层组织悬浮化严重。截至笔者调研结束，X村现有党员61位，其中流动党员有14位，均为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党员；60岁以上的老党员有47位，其中年纪最大的党员已92岁，目前已丧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加上其他病残严重的党员同志，无法正常参加组织生活者共计9位。目前X村可正常参与组织生活的党员有38位，且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党员为主。参见下表1：

调研中当地村支部书记向笔者打趣道：

遵照学界惯例，文中所涉人名、地名等均已经过技术化处理。另，文中部分经验材料，来自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同仁的集体调研，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王向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目前我们村党员，七个党员、八颗牙，顾上自己就不错了，根本没办法自己填党员手册！上面有要求，只好由我们代填代写！”（访谈记录：QXN20180415）

“以前村里工作最忙的就是‘收粮派款，刮宫流产’，要完成任务，就必须先解决群众提出的生产生活问题，能解决的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解释，大部分时间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现在这些工作倒是不做了，可是软件工作一大堆，加上村集体也没什么收入，想做事情也没能力回应群众提出的诉求，所以也就不需要和群众打多少交道了，距离群众也就越来越远！”（访谈记录：HGC20180416）

由此观之，X村党员群体老龄化突出，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党员结构基本一致。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当地基层组织治理事务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政治任务为主，同时，来自科层体系内部的工作考核及其带来的文牍负担沉重，挤占了村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严重挤压村庄治理的自主空间，对村民诉求更加难以进行有效回应，即组织悬浮化严重。

有基于此，X村打工经济发达，留守型村庄特征突出；集体经济资源稀缺，村庄治理维持型突出；党员群体老龄化突出，基层组织悬浮化严重。综合作用之下，形塑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且有脱离群众的趋势这一局面，这也是当前农村基层党建无法回避的组织基础。X村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基层党建情况，与广大农村高度一致，具备个案意义上的典型代表性，因此本文主要以X村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方法，以X村基层党建为基本样本，透视当前广大农村基层党建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组织力提升路径。调研期间，笔者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当地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村两委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等进行了深入访谈，收集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为本文行文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来源。

三、农村基层党建的武汉新洲样本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以新洲X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基层党建实践中，党员结构老龄化、组织生活形式化、基层组织悬浮化等特征突出，以致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不强，政治功能不突出。有基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为了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能力，近年来，武汉市新洲区每年通过党建形式向下辖的村（居）社区提供专门的党建经费，以党建引领为基层治理提供灵活好用的治理资源，以此实现基层治理优化进而着力回应基层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王向阳：《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地方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

王宁：《个案研究中的样本属性与外推逻辑》，《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3期。

（一）资源下沉：党建经费进村

据悉，党建经费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具体而言，新洲区的党建经费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党建办公经费。2008年开始，每个村（社区）每年2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村级组织开会所产生的会务费、文印费等方面。二是党员教育活动经费。2014年开始，每年每个村2万元，社区是按照每年每名党员200元的标准拨付，用以支持党员活动开展。三是党建惠民资金。2016年开始，每年每个村5万元，每个社区20万元，主要用于搞惠民项目建设，据介绍，只要是惠农项目都可以申请使用这笔经费，例如道路、路灯、水渠、绿化、公共文化广场等。政府将钱直接拨付到乡镇（街道），村（社区）每年年初做规划，向乡镇（街道）申报，项目建设完成后由第三方验收，之后乡镇再给村里拨付资金。因此，总体来看，每个村每年可以获得9万元的党建经费，其中有5万元是明确用于惠民项目建设，其余4万元虽然主要用于党建方面的专门开支，但实际工作中同样适用于村庄公共建设。

（二）群众需求表达与整合

以新洲区C街道X村为例。X村每年就党建经费用途一事，均是在征求村庄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在村党员和村干部多次开会商议决定。具体而言，该村下辖有4个自然湾、11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选出自己的村民代表，每组两至三名村民代表，而后召开全村会议具体商议如何使用这笔经费，以解决村庄内部广泛存在的一家一户难以解决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户外村内”的关键“小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群众需求的表达与整合。X村2017年党建经费使用明细如表2所示：

表2.X村2017年党建经费使用明细表单位：元

项目建设

经费

备注

组建Y自然湾舞蹈腰鼓队

5000

主要用于购买设备和衣服，是当地群体主动

提出来的文化休闲活动，现已有30人左右。

全村老旧线路改造

27000

原有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现全部进行

改造并安置了新的电表。由村两委干部提议。

走访慰问贫困户、老党员

7200

每户给200元慰问金并分发一袋米和一壶油，共计300多元/人。属于村庄例行活动。

改造用于生产的水塘

4000

主要用于抗旱。明年将继续改造余下自然湾的水塘。由村民代表和村民组长提议并自主实施。

清洁卫生，改善村容村貌

2000

为三个自然湾各购置垃圾桶10个、工具若干。由村民组长提议。

资料来源：整合自笔者访谈记录（20180411XDJ）

由上表可知，以党建经费为代表的资源下沉，对于以X村为代表的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党建经费非常重要，当地村支部书记坦言：

“以前村里没钱，什么事都做不了；现在村里有钱了，就可以为老百姓做点事了”（访谈记录：20180411XSJ）。

据悉，党建经费和一般的项目经费不同，项目经费是专款专用，如何使用是相关部门提前规定好的，村集体和老百姓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很多项目经费的使用并不符合老百姓当前的实际需求，因此既没有参与的空间，也没有参与的动力。党建经费的好处在于，它是一笔活钱，给予了村级组织及基层群众充分的自主权，有了这笔活钱，村集体就有了做事的空间。同时，这笔钱是村集体共同所有，因此资金如何使用是由当地群众共同商议决定，而不是村干部说了算，即“党建经费今年X万，群众说了算”，由此也就意味着当地群众需求得以表达并满足的同时，也具备了参与村集体公共事务的机会和空间。

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从既有研究与基层党建实践来看，制度路径和个体路径均难以实现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提升，而以上X村基层党建案例却为我们提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第三条实践路径。

（一）公共需求呼唤组织供给

对一般农村而言，集体经济空壳化、治理资源稀缺是普遍现象，缺少了经济基础的村级治理往往也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村庄秩序，即维持型治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尤其突出。村庄治理的底线供给并不能掩盖村庄内部旺盛的公共需求，大体而言存在以下几类：

1.留守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当前，打工经济已成我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经济社会常量，中青年人外流普遍，在村人口以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三留守群体为主。其中，老年人又是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近些年，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温饱问题早已不是问题，但精神生活需求在逐渐凸显，亟待做出有效回应。

2.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结构弱化往往是家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近些年，大病缠身所产生的高昂的医疗成本，往往成为沉重的家庭负担，群众戏称之为“一病回到了解放前”，目前精准扶贫政策话语称之为“因病致贫”。这一需求，属于典型的超出家庭承受范围的临时性社会救济性需求，如果得不到有效回应就极有可能严重影响村民家庭正常生活。

3.小农生计：生产便利需求..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基本现实。当前，对相当一部分小农家庭而言，尤其是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小农生计困境有三：一是土地细碎、插花，严重制约机械使用，增加劳动负担，与老人农业不匹配；二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公共品短缺，农业生产难度较大；三是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不健全，严重制约小农经济发展。以上三项，均是小农家庭经营中常见的生产便利需求，亟待做出有效的组织回应。

除此之外，留守儿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需求、老年人群体的日间照料需求等公共需求也较为突出，在村人口内生产生的公共性程度较高的公共需求，强烈呼唤有效的组织回应与组织供给。

（二）公共资源激发公共参与

广泛而强烈地存在的公共需求，迫切呼唤有效的组织供给，但问题恰恰在于：对绝大多数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实现有效组织供给的基础性硬约束，而以上案例中党建经费的设立，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资源约束问题。与此同时，公共资源下沉到村之后，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资源分配规则体系之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村庄公共事务的公共参与。主要表现在项目确定这一关键环节：相比规定性较强的项目经费，党建经费的下沉，无异为村级组织提供了一笔灵活好用的自主财源。公共资源的村级分配，究竟是否可以产生竞争性的公共参与呢？问题关键在于：针对这笔“活”钱，村级组织究竟是如何确定具体用途的呢？

第一步：村民提议。据了解，在项目确定之初，由各村民组内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经广泛讨

这是当地党委政府的宣传口号，以调动当地群众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宣传效果不错。论形成以村民组为单位的项目提议。第二步：村干部初步筛选。据悉，项目汇总之后，由村两委会议负责初步合并同类项，整合成项目清单，以备集体协商确定。第三步：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决定。这一过程，也可称之为“三会决策”，值得进一步展开论述。一是村民代表在会议过程中的“陈诉会”。据悉，会上由各村民小组长或村民代表，各自陈诉自己组所需建设的项目、原因等，明确告诉与会代表自己组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二是现场“查看会”。据介绍，在陈诉会结束后，对确有必要的少部分提议项目，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将会进行现场查看，以确定是否真实、有无必要。最后是投票“决定会”。这一环节，大家会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对各组提议项目进行最终投票，而后由代表们一一签字确认，以此实现全村项目的高度整合。简而言之，与普惠式的国家直接对接个体村民和非普惠式的项目制实施不同，党建经费的设立，相当于国家对接农村基层组织进而服务村庄发展，公共资源的村庄内部竞争性使用，极大地扩大了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为村庄公共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公共政治催生公共价值

党建资金的下沉，为村庄内部的竞争性分配奠定了前提和基础；竞争性使用过程最大限度激发了公共政治；公共政治往往又形塑基于村庄正义的公共价值再生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村民需求的公共性..之所以说党建惠民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激活了村庄公共政治，主要在于党建惠民资金只有5万元，必然难以同时满足所有村民的各类需求，也难以在村庄各湾组之间一次性均衡投放，因此，如何使用好这5万元党建惠民资金就需要发挥村庄民主政治的作用。在各村的实践中，一般是各湾组在征询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向村级组织反馈需求，针对各湾组农民反映最迫切的需求，由小组长和村干部来统一收集整合，这样就有效地筛选出一些村民反映强烈、需求迫切的事情，并经村民代表大会广泛讨论协商，最终由村集体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先后顺序，这就形成了村民需求的公共性，防止个体化需求影响公共需求的回应。

2.组织供给的公共性..同时，党建惠民资金搭建了很好的公共参与实践平台，在一定公共规则的引导之下，可以充分发挥民主政治的作用，动员群众来共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通过村民代表、党员和村干部共同讨论决定每年的经费如何使用，激活了村庄公共政治，并形成了村庄公共意志，进而实现村庄内部自下而上的村民需求与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的有效对接，并最终充实了村级组织供给的公共性属性。这种方式既发挥了村级组织的群众路线的作用，也增强了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因此，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对于党建惠民资金都高度认可，群众满意度很高。

综上，我们不难做出以下判断：首先，党建惠民资金可以回应村民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需求，增强了村级组织处理细小琐碎事务的能力。众所周知，农民生产生活中存在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一般难以动用地方政府资源和项目资源，但是对于村级治理和村民生产生活却异常重要，解决好这些小事对于村级治理基本秩序的维持和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意义重大。在村集体缺乏经济来源时，村级组织缺乏回应和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这些“户外村内”公共需求的能力，因此很多地方的基层组织多处于维持乃至瘫痪状态，村级治理秩序得不到有效维护。而每年有了5万元的党建惠民资金，虽然办不了大事，但是对于回应村民细小琐碎需求的帮助很大，可以做很多小事，一些村集体无法解决的大事可以申请政府项目资源的支持，这样大事、小事都有了解决的渠道，基层治理也因此变得有序。

其次，税费改革以后，大多数村庄都成为了空壳村，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但基层组织也逐渐丧失了为村民办小事的能力。政府虽然加强了资源下乡的力度，以此来满足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要求。但是项目制形式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大多数只能专款专用进行一些一般性的中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回应村民各类细小琐碎的需求，因此经常会面临项目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而且，项目制下的资源下乡，大多是只重建设而不重维护，工程建设完成后工程队撤出，后续维护需要村级组织来承担，但是在村级组织缺乏基本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一些项目建设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时间一久就会面临破败甚至荒废的问题，影响了村民对项目建设的好感。而党建惠民资金的使用，充分发挥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自下而上反映村民的迫切需求，不但能够把小事办好，而且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后续维护，村民也认为这些建设是与自己切实相关的，增强了村民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党建惠民资金与项目制下乡最大的不同是，惠民资金属于村级组织的“活钱”，不会受到专款专用的严格限制，只要发挥好村庄民主政治的作用，征得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同意，就可以将钱用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这类村级治理的活钱，增强了村级组织回应村民需求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也能够根据村民反应的迫切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回应，提高了资金使用的效率，获得了多数群众的认可。

总而言之，在既有制度框架和党员结构背景下，围绕党建经费资源在村庄内部的民主实践这一路径，一来满足了在村村民生产生活上广泛存在且异常重要的“户外村内”的公共需求，增强了村级组织回应性；二是在公共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中调动了在村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进而激发党员和群众主体意识，再造了村庄政治空间；三是围绕公共需求与公共资源对接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政治过程，也同步赋予了村级组织回应并解决村民小事的能力，切实提升了基层组织领导力和组织力。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扎根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深刻的人民性，而党的基层组织正是有效实现人民性的桥梁和堡垒。基于武汉新洲X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表明：党建经费的设立，高度契合当前广大农村治理资源稀缺村庄经济社会基础，为村级组织回应广大村民广泛存在的来自“户外村内”的细小琐碎却又异常重要的小事需求奠定了经济基础，成为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重要前提；村庄内部公共需求迫切呼唤村

《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03日。级组织的有效供给，公共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可有效激发村民公共参与，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党员和群众主体意识，再造村庄政治空间，并最终实现村级组织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有效回应和村庄政治的公共性价值。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前国家每年向农村输入的资源并不在少数，也就意味着乡村治理的基本资源并不缺乏，但为何基层治理的能力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甚至陷入基层治理内卷化困境当中？其中关键问题有二：一是国家资源应该如何投入？二是村级组织集体资源应当如何使用？当前国家对农村的资源投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惠式的资源输入，往往是直接对接个体农户家庭，如粮食补贴。从总量上来看，国家对农民直接的普惠式补贴并不少，但分散到每户家庭之后，金额就很小，因此这笔钱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显得无足轻重。另一种是项目资源输入。项目资源存在两个弊端，一方面，项目资源具有竞争性，并非每个村庄都能获得等量均衡的项目支持，另一方面，项目资金是专款专用，且是自上而下规定好的，不管其最终的使用是否符合农民的需求，村集体以及农民在其中都没有参与的空间。因此，不管是将资金直接补贴给农户个体，还是通过项目制的方式直接输入村庄，都不能激活村集体以及广大群体的积极性，因此，既有国家资源输入方式存在只见“国家”和“农民”却不见“村集体”的问题。反之，如果将这笔钱给到村集体，由村集体组织农民共同参与讨论如何使用这笔钱，这样既能使资金的使用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又能激活农民的参与，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活力。当然，将资源直接给付到村集体也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确保村干部在其中没有谋私的行为？如何确保一般老百姓能够参与其中？但这些都是具体技术上操作层面的问题，可以在具体实践中从制度层面逐渐完善。实际上，不仅武汉新洲地区如此，四川成都地区、广东佛山地区等均已有类似基层实践出现，核心在于以下四点：一是为基层组织“减负”，尤其是将不合理的形式主义的文牍负担减下来，为村干部回应村庄内生需求和实际问题腾出时间和空间；二是为基层组织“正名”，目前存在严重的基层干部污名化现象，以偏概全问题突出，需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正确全面看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角色、功能和作用；三是为基层组织“赋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相信基层组织自主回应自身问题的动力和能力，宏观上把控、微观上放活是村庄自治的重要基础；四是为基层组织“增能”，主要指可根据地方社会经济状况给予村级组织一定的灵活好用的治理资源，以实现“放水养鱼”之效。

作者简介：王向阳，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