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反动：陈济棠与广东读经运动

作者：童.亮  2019-06-27 11: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陈济棠之所以在广东提倡读经运动，与当时广东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济棠首先在军队中提倡读经，接着为了在广东中小学推行读经，广东教育当局编辑《经训读本》作为教本，并设立经训培训班培养读经师资，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时人对于陈济棠推行的读经运动也多持批评的态度。

[摘.要]陈济棠之所以在广东提倡读经运动，与当时广东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状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济棠首先在军队中提倡读经，接着为了在广东中小学推行读经，广东教育当局编辑《经训读本》作为教本，并设立经训培训班培养读经师资，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时人对于陈济棠推行的读经运动也多持批评的态度。最终读经运动随着他的下台而结束，这只是广东文化上的一次反动而已。

[关键词]陈济棠.广东.读经运动.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116-10

关于读经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目前较多的是关注于思想层面的论争，对于地方的读经运动则研究的并不多，据笔者所见，已出论著仅有涉及湖南读经运动与广东中山大学的读经运动，而对于广东全省的读经运动较少关注。广东作为革命文化的策源地，反而出现文化上较为反动的读经运动，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这与当时广东掌权者陈济棠对于读经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一、陈济棠提倡读经尊孔

（一）恢复固有道德：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原因

陈济棠作为当时广东的主政者，提倡读经，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广东区域文化的多元性是促使陈济棠提倡读经的重要原因。由于视角的不同，人们可以对广东文化得出守旧和趋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广东地域文化有其守旧性，胡适曾说过广东位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当中华文明的主流已经发生变化时，其边缘仍旧遗留祖的文化，所以广东也保存了很多中原文化的传统。肖自力认为胡适的说法表明广东地域文化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正宗，也具有守旧性。这种守旧性无疑给陈济棠提倡读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广东文化又具有趋新性，这不仅体现在广东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受到西方的影响既早且深，而且体现在广东又是近代以来革命的策源地。进入20世纪30年代，广东更是最早提出全盘西化并进行讨论之地。例如陈序经认为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南方文化是新文化的代表。他从南方与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等方面论述了南方文化的进步性。这种趋新性又从反面给陈济棠以刺激，加强其复古读经的动力。

第二，广东当时的政治、社会局面是促使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现实原因。陈济棠通过1929年的拥蒋和1931年的反蒋取得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但是他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1932年冬后，广东先后发生了许多令陈济棠感觉不满的事件，如粤北、潮汕、海南岛等地发生共产党组织的武装起义。1933年3月，陈济棠在东区考察时遇人行刺；此外，当时第二军军长兼广东中区绥靖委员香翰屏，不满陈济棠在人事安排和权利分配问题上的做法，对其加以抨击；第三军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扬敬也时常违反陈济棠的命令。除了这些政治事件之外，广东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也令陈济棠极为恼怒，如大中城市不断发生工人罢工的事件；学生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和择师运动，组织罢课、请愿等各项活动；广东各地的行政官员也多有贪赃枉法而被人告发者。这些事件的发生动摇了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基础，也引发他的反省。他认为这些都是社会道德败坏导致的恶果，他认为只有恢复固有的道德才能够制止这些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最重要的是陈济棠提倡读经运动，是想恢复固有道德。如他在《孝经新诂》的序言中提到，想要补救今日的危乱，必须从正人心开始；想要正人心，必须从尊崇孔孟、恢复固有道德开始。又如，他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想要补救如今的危乱，必从正人心开始，想要正人心，必从尊崇孔孟，保存固有的道德开始。只有人人具有道德观念，而后天下才有公是非，有公是非，而后民众得以宁静专一，逐渐走上正轨。再如，他认为“总理所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就是我们固有的道德”。他感到社会日益破碎支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日益增多，所以“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他号召大家应以身作则，营造良好的环境，达则君子多于小人，使到小人与君子同化。他之所以注意学生读经尊孔，就是因为孔子昭示于我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指示做人最好的方针，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实行，能做社会的模范，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建设新中国。”他这种以恢复固有道德为目的的读经倡议，得到广东一部分人士的支持，如黄麟书也持如此的观点，他认为要想提高道德修养，必须下功夫学习经学，才容易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要救中国目前的危亡，就需要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恢复，将固有的道德恢复就必须读经，使中小学生能够有固有道德的基础。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所以我们先在广东提倡，以期渐次普遍

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详见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206页。

李洁之：《陈济棠提倡读经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第6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陈济棠：《重刊〈孝经〉注解序》，《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

陈济棠：《陈济棠复戴季陶函：论读经尊孔以正人心》，《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216页。

陈济棠：《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在广东省第四次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21页。全国，相继施行。”

（二）从祀孔到祀关岳：陈济棠提倡读经的初步措施

陈济棠提倡读经始于1933年6月18日。是日，他向西南政务委员提交主张恢复读经提议书。在提议书中，陈济棠认为，民国初年废止读经有利于推翻旧政权，鼓动新思潮，但是这应该是一时权宜之计，此后矫枉过正，“遂不惜举我国固有之文化，立国之精神，自行摧丧无余”。陈济棠因此认为，“当以笃奉我国固有文化为道德教育之根本，研深各国最新科学为职业教育之运用。”由于“先总理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修齐治平，莫备于《孝经》《四书》”，所以应“悉编入课程，务令各级学校为主要之科，俾其实习，见之行事，并宜多以此命题作课。”而且他认为“应该做到文言白话并重。面对于古文，尤宜熟习”。至于考试成绩应以操行为主要成分，这样才能以其沈击朴毅端正之性，蔚为修齐治平人才，于以应万难、挽危局。如此庶几立国精神、炎黄神裔才能永保贞固。接着陈济棠提出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局应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者，编为经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要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半。四、唱歌一科，以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至要成分。”

陈济棠的读经提议书对所辖部队也有所影响。不久之后，广东海军司令张英之也发布了提倡道德的训令。张在训令中强调，“德乃才之师，才乃德之资。德胜才者，尚易谋匡助之力；才胜德者，适足为济奸之具。当此世风偷薄，青年学子，血气未定，最易为习俗所移。苟不从事道德之培养，纵所得于科学者愈深，未见遽为社会之利。”所以张决定在军营课程中加修身一科，“在经史子集及古圣贤豪杰之嘉言懿行中，选其与军事海疆有影关联，足为诸生法终身者，按期教授，并为之引申说明，反复解喻。务令诵于口者领会于心，坐而言者施诸学。庶使品学纯粹，体用兼资，保持我国最古文化之精华，不致徒拾西洋文明之糟粕”。

1933年12月，陈济棠继提出读经提议书之后，他又提出了《请恢复孔关岳祀典提案》，提议恢复祭祀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岳飞。在提案中他说孔子是百世之师，我国教化的极则。关岳是忠义之表，万古军人的模范。然而自从欧风东渐，异说兴起，人欲横流，四维尽撤。青年学生，误解自由平等，毁弃做人的根本，对于几千年国粹所系属，群伦所命，庄严璀璨之文武二庙，认为权神，指为迷信，进行诋毁。甚至从前信奉孔教，曾掌全国最高学府的著名人物，也丧心病狂，倡导废孔之论。如今国难严重，我国军人，应当人人景仰先哲，戮力同心忠勇抗敌。他进一步指出以道德教化民众，应崇奉孔子；以忠义表率民众，应崇奉关岳。

1934年3月15日，广东省教育厅及民政厅联合拟定并发布祀孔及祀关岳礼节清单，所列礼节甚为详细。3月17日，广东省民政、教育两厅经过周密的准备，在广州原广府学宫举行了隆重的“春祭”祀孔典礼。由于陈济棠是武官出身，并未亲自参加这次祀孔，但是广东其他主要官员均参加，

《陈济棠、肖佛成提倡中小学读经案的办理经过—黄麟书在联合纪念周报告摘录》，《陈济棠研究史料》，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12页。

《陈济棠总司令倡议各校授经学》，《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6月19日第3张第2版。

4紫枫：《陈济棠的读经》，《革心》，1933年第4期，第60页，第61页。

56陈济棠：《请恢复孔关岳祀典提案》，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213页，第214页。

7谢瀛洲：《祀孔礼节清单》，《汕头市市政公报》，1934年第100～101期,，277～281页。如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财政厅长区芳浦、教育厅长谢瀛洲、市长刘纪文、高等法院院长陆嗣曾，省府委员金曾澄、许崇清、李禄超，省会公安局长何华、地方法院院长杨宗炯、广九铁路局长胡朝栋、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副官处长曾强、市教育局长陆幼刚、市财政局长刘秉纲、市工务局长文树声、市公安局长李仲振、省六全代会主席团代表曾乃桢，省会公安局各分局长、省府所属机关荐任以上职员、总部校官以上各长官等约数百人。祀孔仪式在当日晨四时就开始，据当时报纸报道，“其礼节之隆重为民国所仅见。”9月13日为仲秋上丁祀孔之期，百余人在广府学宫再次祀孔，仍由省政府主席林云陔为主献官，晨七时集体行礼，七时三十分礼毕。9月14日为仲秋上戊祭祀武圣关岳之期。是日，总部所属全体在省校官以上文武官员，于天未黎明，即齐集观音山脚关岳庙，由陈济棠为正献官，总部参谋长缪陪南及副参谋长唐灏青为分献官，全体公五百余人，五时行礼，六时礼毕，极为隆重严肃。1935年3月21日，祀孔典礼再次在广府学宫举行，仍由林云陔为正献官。3月22日，祀关岳典礼再次举行，由陈济棠为正献官。同年9月24日秋分祀孔典礼举行，林云陔为正献官。9月25日秋祭关岳典礼举行，陈济棠为正献官。1936年3月21日春季祀孔典礼举行，林云陔为正献官。3月22日，春季祭关岳典礼举行，陈济棠为正献官。

二、广东读经运动的展开

（一）《经训读本》：为读经运动建立教本

陈济棠提倡读经，要有相关书籍以为读本。一种方法是利用已有的书籍，例如1933年10月8日广州教育局督学提议用《小学集解》颁行各校，用为初中及高小教材。陈济棠认为，“初中及高小学生，智识初开，难遽语以精深名理，而基本教育又为进德之门，必有切近书籍，便能实践躬行，始足同端趋向。宋儒朱子，手辑《小学集解》一书，为千数百年道学名儒所沿用，以为教小学正始之善本，其中以经立义，以史证经，嘉言善行皆切于身体力行，……《小学集解》一书，为朱子教做人之本”，堪称“儒术修养之正岁，学者修养之初步，允堪定为标的，正人心，原风俗舍此无由”010。

另一种方法则是编辑经书读本。陈济棠特别注重《孝经》的作用，他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所有品德的基础，所有行为的起源。要想正人心，敦教化，使民德淳厚，以弭乱源，就要以孝为出发点.11。因此他在燕塘军事学校“添设孝经一科，购买《孝经》一万本”.12，令军校中的军人每人一本，朝夕研究，以涵养其德性，激发其孝思。他希望通过让军人读习《孝经》从而能够正人心，施

《广州祀孔记》，《论语》，1934年第39期，第746页。

《国内时事：广东祀孔》，《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4期，第1页。

《本省当局祀孔祭关岳》，《民间周报》，1934年第79期，第3～4页。

《今晨举行祀孔典礼》，《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春祀关岳》，《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2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秋分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4日第1张第4版。

《今日举行秋祭关岳》，《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5日第1张第4版。

《今晨举行春季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9《今晨举行春季祀孔》，《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3月21日第1张第4版。

0《将小学集解编为教材》，《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9日第3张第2版。

.陈济棠：《重刊〈孝经〉注解序》，《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8页。

.《陈颁孝经读本》，《华安》，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页。教化、保民彝，昌明大道，阻塞乱源。

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秘书卢允衡为了迎合陈济棠的意图，特编撰《孝经新诂》一书。据卢允衡自称，他所编《孝经新诂》“完全系达成陈总司令教孝之使命，故编成教本三部，以备小学、中学、大学学生同时得到新伦理观念。其小学课本是根据集解精神，中学、大学课本系参照九江主义，尤其注重三民主义，以期在根本上讲人心挽救。”《孝经新诂》编成后，卢允衡多方经营，希望能将其书作为学生读经的指定教本。后来林云陔批准将《孝经新诂》转呈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定。卢允衡获悉此书呈西南政务委员会核办后，便争取到西南政务委员麦焕章、杨熙绩等的支持，西南出版物审查会通过审查，准予《孝经新诂》出版。1934年秋，西南政务委员会决议通令教育机关办理此书相关事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处便将此案转交广东省政府办理。省府在办理此案之前，先交金曾澄和许崇清两人负责审查，拟具推行办法。两人经过磋商，由许崇清起草审查意见书。卢允衡获悉《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将由许崇清起草，就去找他，希望能够通融，但许崇清并未答应。许崇清的审查意见指出：把讲习经旨、记诵德目当作道德教育的途径，是以Herbart的心理学为依据的。但这是进化论之前的心理学，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足为信。道德教育，与其只注重灌注道德观念，还不如让受教育者得到获得道德经验，也就是说让受教育者能够去践行那些道德观念。所以他在结论认为，讲说章句乃苟且记问之学，是不足以令人返于仁义的。也就说许崇清对于《孝经新诂》持反对的意见。该意见书经西南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又在1934年7月15日出版的《三民主义月刊》第４卷第１期发表。许的审查报告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华教育界》曾转载了该文，广东有很多人阅后不愿再上《孝经》的课。卢允衡见大势不好，马上向陈济棠报告。陈闻报大怒，立即召开西南政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免去了许的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并给其他反对读经者予以警告。

除了个人编写经学教材外，还有集体组织的编写经学教材。1934年3月7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组织经书编审会的计划，教育厅将设立广东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设会长一人，以教育厅长兼任，委员若干，为编审委员。编审委员会的职权为：“第一，编辑各级学校经学读本，并分别指定为某学级某科精读读本，略读读本或参考读本。第二，编辑各级学生修养读本。第三，编辑小学朝会用本。第四，审查所编经书稿件，第五，审查编入经学之教科书。第六，办理征稿事项。”编审委员会还要定期举行会议，每月开一次常会，由委员长负责召集，遇有情况可以举行临时会议。此外，编审委员会还要举行分组会议，由委员长指定各组委员和组长，组长应向委员长报告会议结果。编审委员会还制定了经书的编辑办法。

4月7日，经书编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出席者有委员长谢瀛洲，委员杨卓菴、冯侗、谭太安、任子

《庚戌中学日昨讲〈孝经新诂〉》，《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2月22日第3张第2版。

许崇清：《〈孝经新诂〉审查意见书》，《许崇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对此，许崇清回忆说：胡汉民他曾派刘芦隐来向我索稿，我便将《孝经新诂》教本审查意见书副本给他。而徐舜英回忆：胡汉民听到陈济棠提倡复古读经的消息，认为陈一旦得志，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要了，大大的不以为然。因此他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政府空头委员许崇清，问他对读经的看法。徐的回忆多笼统之处，此处仍似以许的回忆为确。关于胡陈的关系，陈红民认为：现实处境使他们之间有一种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不愿将矛盾公开化，而始终给外界以“团结”的印象。《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0页。

《教厅组织经书编审会》，《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3月8日第3张第2版。贞、麦伯壮及教育厅主任秘书曾同春、秘书黄希声等。会议由谢瀛洲主持，讨论“关于编订中小学经书教科书等办法，限七月底印就，分发各校教授。”5月11日，经书编审会开始着手编经书课本，计划编订内容分高中、初中及小学三组。对于编成日期的要求略有延后，限暑期前编订印刷完竣，即分发各县市各级学校并令本年秋季始业时开始实施授经，并将读经科计入学分，每学期成绩为6学分。6月18日，经书编审会章程呈送省府，第295次省务会议通过施行。7月8日，自各经学专家费月余之工作，对于小学经史教材全部业已搜集完妥，俟日间开会审查后，即先行交编印局印刷，赶于下学期各小学开业时采用。而初中经史教材，亦赶于本月底之前搜集毕事，至高中经书材料，则俟初中经书完成后，始继续汇集。教育厅预算印小学课本五万本。黄麟书接任省教育厅长之后，8月3日，他“函请经学家刘子修、麦伯状、谭太冲、杨寿昌、关国庰、石兴英等继续担任编经工作”。中等学校编经材料，仍须继续搜集，限于本月中旬搜集完妥。此外，教育厅与商务印书馆商定将经学教本交其印刷。8月6日，编审委员会开会，出席者杨果菴、冯侗若、石懋谦、谭太冲、关灿堂、刘子修、黄麟书、黄希声、黄介平、陈良烈。会议“制定《经训读本》小学之部编辑大意一篇，又将小学五、六年级《经训读本》分别修正，并托由商务印书馆代印。”

小学五、六年级《经训读本》的大致情况如下：《经训读本》的用意是使学生具有基本道德，其编辑大意开宗明义说：“凡一国民族之生存，必有其基本道德之智识，此篇意在因学生年龄程度之关系，约取经训灌输以基本道德之智识，且训练行习之，名曰经训读本。”至于编辑经训读本的原则，编辑大意中第二条说：“经旨宏深，经文奥博，且时代递嬗，生活习惯或有不同，此《经训读本》意在取经训中原理原则，有普遍性，切近于现在生活而文义明显者。所编经文以《四书》《孝经》为本，渐次及于群经。各类深浅，先后相承而下，期于彼此意义，互相发明。专录经文，取便诵读，且表示经训之庄严。”对于如何学习《经训读本》，编辑大意也做出了具体的要求，编辑大意第三条说：“自小学五年级以上，至高中三年级，每周皆有经训读本两小时”，第五条说：“精读之文在精不在多，小学五年级每小时约授二十五字至三十字，六年级约授三十字至三十五字。”

至于如何实施读经，教育厅也进行了一番讨论。教育厅奉令开始编纂教本的时候，即约请经师宿儒详细探讨。当时有三种主张：第一为全读，第二为选读，第三为全读和选读并行。”主张全读者，其理由为：一、应绝对尊崇经书，不应对经书任意取舍；二、各经都有完整的体系，不应随便割裂；三、经文必须全部熟读，不应有所遗漏。主张选读者，其理由为：一、学校科目过繁，余力读经时间有限，而经书浩博，未易卒读，就算是学者也会望洋兴叹，是尊经反而废经也；二、经义宏深，非中小学生所能尽解，故应按学生年龄心理，由浅入深；三、编经之法，分门别类，实始自班固《白虎通义》至晚清陈澧《汉儒通义》。一方面撷取群经精华，一方面引起综贯全经之兴趣；四、时

《经书编委会首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4月9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经书编审着手编经书课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5月11日第3张第2版。

《教厅设经书编审会》，《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6月18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编经学教材》，《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7月8日第2张第3版。

《教厅积极编辑中小学经学课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4日第3张第2版。

《教厅编辑经训读本》，《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9日第3张第2版。

《经训读本小学部编辑大意》，《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8月9日第3张第2版。

《陈济棠、肖佛成提倡中小学读经案的办理经过—黄麟书在联合纪念周报告摘录》，《陈济棠研究资料》（1928—1936），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第312页。代递嬗，生活习惯多有不一，编经是为了约取圣训中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原理和原则，选择适合于现代生活者以让学生得到道德的训练。主张全读、选读并行者，其理由为：一、中小学生要全读经书，用新编的《经训读本》作为修养用书，按照年龄逐步实行，于学校道德教育上可以起到作用；二、中小学全读《孝经》《四书》，同时采用《经训读本》，即可于教之《四书》外，兼及群经之适合于中小学生程度者，如《曲礼》《少仪》《内则》诸篇，类多小学要言，及各《学记》一篇，尤当为师范生所必读。如能因材施教，实有莫大价值。教育厅把以上三种意见交送政治研究会研究，最终决定全读和选读并行。1934年10月12日，广东公布了《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自当年起。

11月14日，广州市教育局训令市辖各中小学及各职业学校实施经训。市教育局抄发陈、萧两委员提案及政治研究会教育组提案给各校校长。市教育局规定，“择教员中有经学研究者充任经训教师，其授课时间，中学及职业学校每周两小时，小学及学塾每周三节，共九十分钟，将修学指导及活动时间酌量核减，以便转授经学。”12月22日，化县各校也分别增授经训。其县立一中、经正中学、五区区立农校、县立工业学校、县立乡师学校等均将每周劳作或实习时间缩减二小时，以所余二小时改授《论语》，各小学则每周增授经训三十分钟，以空闲时间为教授《孝经》时间。

（二）经训培训班：为读经运动培育师资

1935年2月，广州市教育局为培养小学经训师资人才起见，决定在市立第一、二、三中学及市立廿六小学校设立经训研究班，召五、六年级主任教员分别研究。经训研究班有如下之规定：学员：一、凡五、六年级任教教员，如自信于经训有深切了解，无须讲授者，准由校长报明，由导师指定课本，颁发讲义，自行研究；二、凡五、六年级任教员，于经训欲得详明讲授者，准由校长报名，编入班内研究；三、各市校教员，虽非五、六年级任或属私立学校教员，而欲研究经训者，准其报明本局侯查，各班若有学额，亦得编入研究。学科：一、经学通论，授以群经源流大旨，及治经门径；二、《孝经》章句，授以《孝经》句读及传注异同；三、《经训读本》，授以教育厅所颁课本，解意释义。给证：各学员修业期满，提出研究心得之论文审查后，给予证明书。其在班外自行研究者，亦提出心得论文，并经口试合格者，给予版外研究证明书，三个月后无证明者，不得任市校经训功课。2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决定聘胡默远、陈武章、刘冕卿三人为经训研究班导师，并定3月1日开学上课，为期3个月。经训班开课后，请求加入者仍多，广州市教育局遂拟增加校外班1班。经训班共有学员532人，其中市一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8名，市二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5人，市三中经训研究班有学员86名，市立第二十六小学经训研究班有学员55名，校外经训研究班、函授学员有269名。4月27日，广州市教育局鉴于仍有请求参加经训研究班者，遂拟定“继续开办第二期以收容未经研究经训之小校教职员”。5月27日，第一期经训班临近结束，广州市教育局制定审查成绩办法。其内容为各学员应遵照章程，将研究心得做成论文，提交审查。毕业论文题目分自拟和导

《教厅编辑经训读本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19日第2张第2版。

《本学期起市辖各校实施经训》，《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5日第3张第2版。

《化县各校近分别增授经训》，《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2月22日第3张第2版。

《市教育局设经训研究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14日第3张第2版。

《教局定期开经训校务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23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班开课后》，《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3月27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研究班学员统计五百廿三名》，《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4月22日第3张第2版。

《将续办第二期经训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4月27日第3张第2版。师指定两种。其中导师指定之题目为：一、孝经为六艺之总汇；二、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三、经学救国论。如无论文提交者，虽修业期满，亦不发给证书。除班内研究之学员毋庸口试外，班外研究之学员，除缴交论文外，听候示期来教育局口试。6月9日，第一批班外学员在广州市教育局举行口试，口试时间为上午8时至11时，下午1时至4时。口试标准为“摘问《孝经》或《经训读本》章句之意义，以能解释清楚，能教授小学者为及格”。6月17日，第二批班外学员继续在广州市教育局举行口试。6月24日，广州市小教联会何思溥等函请教育局续办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其文曰：“市教育局举办第一期经训班，系以收容五、六年级主任为原则，其余四年级以下各主任，每为班内学额所限，向阻者大不乏人，付思市校班级主任，因按年递升，或因级任互调，低年级主任往往升为高年级主任，将来学校施行经训，颇多窒碍，为此函达呈会，转呈市教育局赓续办理经训研究班，以便研究。”6月29日，经训班在广州市政府礼堂举行毕业典礼，出席者有市长刘纪文、教育局长陆幼刚、经训班主任胡伯孝、经训班教师刘冕卿及各机关代表。本期经训班及格者共399人，刘市长向各班代表颁发证书。

9月5日，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开始接受报名。截止15日报名者有444名，班内研究者为372人，班外研究者为72人。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分别设立在广州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集美中学及第二十六小学。第二期经训班所聘经学导师为陈武章、胡默念、刘子修、胡熊锷，学员则以市小学三、四年级教员为主。此外，市教育局决定设立函授班1班，专为各私立小学教员或市立小学一、二年级教员无暇到校授课者而设，由导师指定课本颁发讲义，自行在班外研究。又由于报名入班研究者甚多，教育局决定增设义务班，将所设班额由4班增为5班。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经训班学员，能成为“导善之人”。10月1日，第二期经训研究班正式开课。12月13日，经训班导师拟定毕业论文题目，供学员选择。其题目为：一、通经还在致用论；二、小学实施经训之方案；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论；四、战阵无勇非孝也论；五、经正则庶民兴说；六、明戚继光言为将者必读《大学》《孝经》《左传》《通鉴》诸书，其说然否，试详论之；七、《论语》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而《孝经》称不敢毁伤，两义似不相容，试申其说；八、《孝经》言“父有事，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而《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其说能相同否；九、人之行莫大于孝，而罪莫大于不孝010。1936年1月1日，第二期经训班结业停课。1月6日，班外研究人员在市教育局进行口试.11。1月27日，市教育局公布通过考试者名单，其中班内研究学院及格者，甲等方炳芬等118人，乙等甘瑞梅等192人，丙等文慧珠等72人。班外研究学员甲等王时满等28人，乙等文玉昆等62

《市小教员经训班月底修业期满》，《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2月27日第3张第2版。

《经训班学员近已修业期满》，《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9日第2张第3版。

《市小经训练班定期颁发毕业证》,《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25日第3张第2版。

《市小教员经训班昨发给学员证书》，《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30日第2张第3版。

5《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19日第3张第2版。

《第二期经训研究班定十月一日上课》，《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7日第3张第2版。

《二期经训班设立函授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10日第3张第2版。

《市教局设经训义务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28日第3张第2版。

《所望于第二期市小教员经训班》，《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9月30日第1张第2版。

0《市小学教员经训班将毕业》，《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12月13日第3张第2版。

.《市小教员经训班口试》，《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7日第3张第2版。人，丙等王伯熙等7人。2月8日，第二期经训班毕业典礼在广州市政府礼堂举行，教育局长陆幼刚发表训词。他指出，“要陶冶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须实施经训。”他又指出实施经训要注意以下四点：一、要参考众说，毋株守一家；二、要明瞭时代，毋食古不化；三、要能浅近，毋囫囵吞枣；四、要身体力行，毋徒尚记问。训词之后，陆幼刚向学员代表发毕业证书。至此，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两期经训班落下帷幕。为使今后小学教员有充分经学知识，广州市教育局呈请省教育厅，令省内各师范学校一律增授经学，每周须以二小时为限，俾各师范生毕业后，即能充任小学经学教员。

（三）不合时宜的读经：时人对读经运动的评价

当时的进步人士对陈济棠提倡读经有如下的评论：帝国主义附庸政治的统治者，是肩着两重任务的，一是孝敬主人，二是养活自身，而二者的重心都集中于剥削人民，人民的膏血是有限的，在生活的恶化中，必然起来决斗。所以一切骚乱遍于各地，同时统治者便需要施行残酷的压迫，需要扩大压迫的武器，所以6年来杀人如麻，血腥遍地。但是，骚乱终不能停止，而且日益加甚，于是又多方设计，什么“三分武力，七分政治”“发扬民族精神”“复兴固有文化”“注重道德教育”等等都不断地见诸公犊。憧憬于人们脑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道德节目，一部分是封建统治术的残迹，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虚伪的欺骗，在生活不平等的社会中，实际上哪里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可言？统治者的屠刀失了效力，转而向张天师乞灵符，其用意是欲把千千万万的学校青年，引到古冢中去，使不复见天日，以保持其子孙万世的基业。

对于读经能收到的效果，进步人士亦表示质疑。如唯如认为，广东的读经首先没有专门的人才，广东军事当局有志复古，应当招揽博学鸿儒，讲明经学，可惜广东目前没有一个经学大师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因为通经的人才少，所以高中的经义教科书久久未能编成。省政府虽有中小学读经的议决案，一年以来，尚未见诸实行，将来全省中小学一旦实行读经，经师的供给，至感困难。如果以国文教员滥竽充数，必致曲解误会，引学生趋于离经叛道的歧途。所以热心复古的人，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桩遗憾。其次，无健全的理论。广东军事当局提倡读经祀孔，自然想“转移人心，整顿风俗”，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他没有认清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今日世界的大势。时代是进化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孔孟之道，先王之法，只适合于闭关自守的时代，决不能适用于海禁大开、列强竞争的今日。拍马屁的文人，只会歪曲总理尊重旧道德的言论，以作为读经祀孔的依据，而迎合军事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明白总理在民族主义中教导我们要迎头赶上西方文化，在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更是借鉴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绝不是谨守孔孟之道和先王之法的，所以当今的复古是违背总理的遗教。它的理论薄弱，经不起一击；有思想的人是不会盲目跟从的。最后，没有民众的同情。广东军事当局，近年来为了充实军备，（如购买大量的坦克和飞机）增加各种赋税—如洋米税、洋纸税、田亩捐、省外货物保护税、生丝出口检验费，都是增加农民的负担，阻碍生产的—人民为虐政所迫，还不能解决生活问题，自然顾及不到礼仪。军事当局如果真正了解孔孟的经旨，首先要减轻赋税，以苏民困；徒然提倡读经祀孔，而不疏解民困，便是舍本逐末了。所以一般

《市小教员经训班放榜》，《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月27日第3张第2版。

2《市小教员经训班昨行颁证礼》，《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2月9日第3张第2版。

3《市教局长呈请师范学校增授经学》，《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2月7日第3张第2版。

何文毅：《从陈济棠提倡读经说到政治》，《抗争》，1933年第2卷第9期，第8页。民众并不关心读经祀孔，只把它看作是军政界少数人的事情罢了。深受西化影响的广州青年学生，决不会被纲常名教束缚住身心，即使中小学加授经学，也不过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断不会令他们真心信服。所以唯如断定广东军事当局的复古运动，不会有效果，这只是残余的封建思想和守旧势力的回光返照而已。一旦军事当局倒台，这种开倒车的运动便会停止，决不能持久。

小.结

广东的读经运动随陈济棠的命运而转移。1936年8月陈济棠离粤居港，这标志着他对广东统治的结束。8月18日，新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许崇清以“本省各校课程，均有读经，殊与中央教育主旨大相违背”为由，通令各中小学，自1936年起，一律依照部颁修正中小学课程办理，不得变更。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读经课程。至此，广东为期两年之久的读经运动宣告终结。应该如何看待或者评价这两年的读经运动呢？笔者认为，在新文化已经逐渐确立并且日益扎根之后，读经已经丧失了活动的土壤和资源。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和推广，此时广东已经很难找到用于读经的教材和师资，不得不匆促地编写教材和举办经训培训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说明虽然地方的强势人物借助其政治力量强行推广读经运动，也只是文化上的一次逆流而动罢了，新文化前进的车轮已经不可阻挡。随着强权的倒台，读经运动也就随之消散了。

唯如：《广东的复古运动能收效吗？》，《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3～4期，第30页。

《许厅长除旧布新》，《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8月19日第3张第1版。

作者简介：童亮，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历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