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莱亚诺的“南方视角”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告别

作者:马立明  2019-06-27 11:54  新传播    【字号:  

乌拉圭记者、评论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拉丁美洲左翼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写作者,在半个世纪里一直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拉丁美洲本土主义色彩,并以独特的南方视角叙事作为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摘.要]乌拉圭记者、评论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拉丁美洲左翼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写作者,在半个世纪里一直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拉丁美洲本土主义色彩,并以独特的南方视角叙事作为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左翼报人,他关注穷人、关注弱者、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同时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多逻辑共通之处,在中国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今天,对加莱亚诺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启发。

[关键词]加莱亚诺.南方视角.西方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3575(2018)02-0132-11

一、引言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是乌拉圭著名记者、评论员,曾经在《前进》、《危机》、《进步者》等杂志撰写政治评论与专栏文章。同时,他也是拉丁美洲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火的记忆》、《拥抱之书》、《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镜子:你不知道的世界史》等等。加莱亚诺的作品被拉丁美洲思想界所重视,被认为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他于2008年当选南方共同体市场首个“荣誉公民”称号时,半个拉丁美洲的政要都发来了贺电—其中包括巴西总统卢拉、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出席了授予称号仪式的则是南共市常任委员会主席、阿根廷前副总统卡洛斯·阿尔瓦雷斯。巴拉圭总统卢戈对他的评价很有代表性:“加莱亚诺曾经是、现在仍是拉丁美洲的声音,他再现历史的妙笔,蘸取不可磨灭、名为‘希望’的墨水,撰述这一段拉丁美洲百年孤独的历史。”

加莱亚诺的作品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斗争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反抗西方中心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全球化商业体系、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他是拉丁美洲本土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愤怒的批判者”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加莱亚诺的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出版,发行量超过40万本,他对新自由主义、后殖民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该书成为拉美进步青年的手边书。拉美一些亲美的军政府认为此书“腐蚀青年”,明文规定禁止此书,可见此书的影响力。

2.痛苦的对抗阶段。这一阶段加莱亚诺遭到乌拉圭、阿根廷专制政府的驱赶,被迫流落西班牙,而且结束了痛苦的婚姻。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在债务危机越陷越深,加莱亚诺开始反省原先的理论与立场。在这段时期,他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体系,《拥抱之书》《火的记忆》《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作品,就是那个阶段的产物。同时,针对当时乌拉圭、阿根廷的军政府,加莱亚诺以一个勇敢者的姿态,也写了很多文章进行批判。

3.成为底层、弱者、他者代言人的阶段。在后冷战时代,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被推销至全世界,加莱亚诺遭到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批判。但加莱亚诺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引领一度消沉的左翼运动艰难发声,并创作《镜子》《足球往事》等作品,以创造性的“马赛克”历史叙事进行应对,以后现代的姿态与西方中心主义言论进行抗争。

加莱亚诺的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其价值并不仅限于文学层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加莱亚诺试图构建的“南方叙事”(也称之为“南方视角”),带有底层社会的关怀及本土价值取向,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也为拉丁美洲70年代后本土生长的思潮—如劳工社会主义、解放神学、民族经济主义、民族文化主义、民众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提供了一定启发。拉美多位领导者或者前领导人都表示过执政思维受到加莱亚诺的影响。因此,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说过,“出版加莱亚诺,就是出版一个敌人:谎言、冷漠,尤其是遗忘的敌人。”而有一些中国学者则将他称为“拉丁美洲的鲁迅”。

可是,加莱亚诺也是有争议的,因为他的作品风格更像散文或杂文,而非系统的学术著作,从而被认为思想性不强。对此,笔者认为,加莱亚诺首先是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获得了全球性的社会影响力证明了他作为媒体工作者的成功。在20世纪,拉丁美洲涌现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古铁雷斯、法农、弗莱雷等人的理论,都在加莱亚诺的作品中得以技巧性的体现。加莱亚诺的作品,将拉美左翼思想家的理念进行了文学化处理,并融为带有自身独特风格的南方叙事模式,并取得了较佳的传播效果:在多次创造销售奇迹的同时,引领了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抗争。

栾翔:《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获南共市首个“荣誉公民”称号》,载新华网2008年7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7/05/content_8492842.htm,2017年5月20日登录。

加莱亚诺自称自己的文章写作风格是像马赛克一样的历史,篇幅短,文字精美,带有寓言性质,但又绝对真实。

伯格为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英文重印版上的推介文字。

赵振江:《加莱亚诺:拉丁美洲的鲁迅》,腾讯文化,2016年1月18日,http://cul.qq.com/a/20160118/027725.htm,2017年5月20日登录。

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之辩

(一)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的话语霸权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隐含信念。由于欧洲于17世纪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革命,欧洲国家在生产力上遥遥领先,不断通过殖民战争中将其他文明卷入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之中。在18至19世纪欧洲文明占主导的时代里,体现为“欧洲中心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又体现为“美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偏重古典、保守的西方中心的传统色彩,而“美国中心论”则更为明快,强调自由与民主,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是意识形态的“西方”。至今,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学术界各个领域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在各个文明板块中,“西学”都长时间内成为先进发达的代名词,同时成为欠发达国家努力发展的方向。

迄今为止,作为一种术语的“西方中心论”在国内外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目前人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比较混乱,甚至遭到了滥用。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价值理念甚至政治立场,对“西方中心论”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西方中心主义在社会学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种族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体现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等。基于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一度成为殖民者种族清洗的理由,造成了近500年来大量惨绝人寰的种族迫害、种族灭绝事件。所幸的是,种族平等逐渐成为当下的共识,种族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慢慢失去了市场。

第二,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也就是制度上、路径上、方法论上的优越性,比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等,“西方模式”成为唯一成功的路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观认为,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多党政治、票选民主、三权分立的制度是历史上唯一正确、唯一“合法”的制度,其他国家均须效法,否则就要扣上“专制”的帽子。在冷战结束20年里,这种霸权思维一直无处不在,同时也遭到了多个非西方国家的不满与谴责。

第三,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是一种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与自觉不自觉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这是西方中心主义中最深刻、最不为人所觉的部分。在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西方中心论,表现为西方的就是好的、先进的、发达的,东方的就是坏的、落后的、愚昧的。一个案例是,西方国家的高校在所谓的学术排行上一直遥遥领先于非西方世界的高校(尽管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造就了在学术上的话语霸权。以传播学为例,西方学术界中倡导的一种“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观,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际认知的主流。这种西方新闻观被国内一些媒体工作者看作是“新闻正统”“专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被认为是不专业的表现。

西方中心论在拉丁美洲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深刻:主流观点认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就是殖民的历史,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作拉丁美洲历史的开端,无视土著人已经在这片大陆生活了数万年,产生了玛雅文明等辉煌古文明的历史事实;将西方白人文化认为是进步的、需要提倡及模仿

任东波:《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人民论坛》,2015年第9期。

索飒:《从“他们”到“我们”—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的崛起》,《天涯》,2008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的,而拉美土著文化则是落后的、愚昧的加以排斥,并将数千万土著人放逐至社会边缘。在西方中心论引导之下,拉美遭遇了长达多年的自我迷失,这也是拉美左翼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崛起之缘由。

(二)“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与言说

面对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知识界也形成了多种抗争话语模式。这些发展抗争话语的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学术界的左翼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分布得相当分散,既有西方国家中同情底层民众的左翼学者,也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也相对比较碎片化,有些差距很大。这些话语一并构成了“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

1.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建立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之上的学说,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直接动摇西方中心主义的根基。在冷战后被广为推广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国家证明了它带有破坏力的一面。就连在中国,也能感受到带有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所在。市场的逻辑是无情的,在一部分人致富之后,穷人、弱者、底层陷入更艰难的处境之中。在后冷战时代中的左翼学者,发展了左翼的相关学说(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及西方价值观的种种号召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西方,哈贝马斯、布迪厄、乔姆斯基、齐泽克等左翼学者对当下全球化的商业体系也提出了自己的批判;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承受着新自由主义灾难的拉美、东南亚国家,其知识分子更是做出了激烈的抨击,对于穷人、失业者、残疾人、穆斯林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提出了不满。同时,他们也把矛头指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西方的阴谋,比如依附论、世界经济体系等。尤其是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及埃及学者阿明的依附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论都是对西方全球化经济理论的一种否定与颠覆。这种观点在第三世界国家很有市场,与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后来,带有马列主义色彩的纲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世俗政治中并不少见,中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最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他国家包括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及莫拉莱斯领导下的玻利维亚。

2.在思想上“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在冷战之后,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终结了”,引起了思想界的震撼。西方中心主义又一次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并以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自由主义价值观等四处推销,成功地拉拢了很多涉世未深的非西方知识分子,目的是维护西方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借助着发达的文化媒介及传播技术,西方中心论的声音不断高涨,意识形态的交锋空前激烈。我们当下经历的消费主义社会及全球化经济浪潮,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由美国等几个发达国家主导的社会倡导了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方式。从商业全球化的角度看,形成了沃勒斯特所言的“中心-边缘”格局。西方中心主义并没有造成世界的共同富裕,而是进一步拉大了贫富的鸿沟。西方中心主义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强势话语,已经冲击了东方儒家文明、伊斯兰国家、非洲部落文明等其他文明模式。根据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化文明的价值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导致了文明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等等。(见表1)

索飒:《让语言脱去灰制服》,《天涯》,2004年第1期。

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

表1.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

领导者

被领导

 

西方世界(资本主义)

非西方世界

社会主义国家

 

伊斯兰国家

 

亚非拉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

 

转轨国家(前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在互联网上也逐渐兴起,除了一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还有由本土知识分子领衔的儒家叙事、拉美叙事、南亚叙事、非洲叙事、伊斯兰叙事等等。在最近几年互联网舆论战场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价值观之争,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最有代表性,他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从本质上说,东方主义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人以西方种族文化优越论为标准,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的类型化和符号化,形成的一套妖魔化东方的权力话语体系,是西方控制东方、钳制东方的霸权方式。赛义德鄙视那些号称钻研东方学的人,并宣称“东方学是一种谋生之道”—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西方国家精致建构的话语体系,目的就是让非西方国家自我贬损,从而进入西方国家设置的圈套中来。这个学说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警觉,也成为告别西方的动力之一。

而在西方,自从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于1918年写下《西方的没落》以来,西方多个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事件之后,一系列工人运动也出现在西方社会,之后的6年里,西方的极端势力也在不断高涨,多位极左、极右翼领导人最后进入了大选环节,甚至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针对移民、多元主义、文化融合、保护主义的议题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变量。西方社会也进入了自我怀疑的阶段,西方中心主义的蛊惑性大幅下降。

三、加莱亚诺在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努力

出生于乌拉圭、后流亡至阿根廷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对西方中心主义带有强烈的反抗情绪。拉丁美洲是一片移民大陆,目前人口占大多数的是17至20世纪远渡重洋过来的欧洲移民。它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在500年的历史中人口不断减少,如今生活在社会边缘,也在构建着一套民族叙事。加莱亚诺虽然是意大利裔的移民,并处于拉丁美洲比较富庶的乌拉圭,但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令作为评论家的他有了强烈的拉美立场。人口的变化、视角的变化、国家主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让拥有独特历史的拉美媒体人,可以在西方与拉美两套视角来回切换。而拉丁美洲又与美国同处西半球,在外交上成为美国的“后院”,虽然主权独立但经济上依然处于依附状态,这导致了加莱亚诺的左翼立场。

正因为拉丁美洲独特的状况,因此加莱亚诺发展而来一部“南方叙事”(又叫拉美叙事),成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武器。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2003年,第53页。

(一)揭露拉美国家穷困的根源

拉丁美洲在20世纪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年代。由于没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摧残以及在19世纪的独立浪潮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70年代开始,就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又称为“拉美陷阱”。至今,这个陷阱仍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魔咒—除了拉丁美洲,包括东欧、东南亚等国家,在当取得一定的发展成果之后(比如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美元)都遇到了结构性的经济停滞与社会问题。

在上世纪60年代,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拉丁美洲显现,出现两极分化,在贫民区聚集了大量生活无望的穷人,他们反抗情绪激烈。在探索“为什么会这样”时,拉美学者进行了反思与追问,而针对美国的依附论在拉丁美洲学术界里有了市场。这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写作背景。当时30岁左右、作为报社评论员的加莱亚诺,他注意到了依附论的一些观点,但是更多思考是来自于他个人的观察与命运。他本身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家庭很快破败,他少年失学,从而从事多项底层职业,比如打字员等。作为穷人的他,非常明白穷人在拉丁美洲的命运。在《血管》一书中他开篇就提出:“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在书中,他列举了古城波托西、巴西东北部土地、几内亚、危地马拉、智利的铜矿等拉美案例,说明拉美的发展过程中遭到的伤害与掠夺。他注意到,拉美多个国家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增高,很多贫民丧失了工作机会,阶层之间开始固化。作为记者的加莱亚诺收集了不少材料,对于拉美的贫穷和困境做出了统一的梳理,结合了拉丁美洲独特的历史、苦难的民族记忆、失语的状态。他一方面控诉罪恶,一方面又竭力追溯不平等秩序的逻辑根源。“拉丁美洲的贫困是殖民经济发达的需要。”“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他在经济上分析这种新殖民主义,称“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西方通过自由贸易、投资、技术经济援助、金融机构、跨国组织等现代手段,这是一种“新殖民”,依然在实施掠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的幼年时代,而是资本主义血腥的衰败。”在发现了“体制”这个罪恶之源后,他迫不及待地向这个靶子发起攻击。“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加莱亚诺的结论其实相当于激进依附论的观点,也正因于此,《血管》的畅销其实顺应了当时的民意。

该书的另外一点发现是,建立在殖民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政府,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帮凶。拉美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与殖民历史结合在一起的,又是在巩固对人民的统治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的。因此它带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殖民体系的胜利,实现了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令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得到制度、法律的肯定和保障;另一方面,这些新成立的政府制订的制度和法律又是起着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障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平民阶级剥削的作用。由此,加莱亚诺发现了后殖民主义支配下政府的秘密,即“虚伪的法律、美化的罪恶、僭越的权力”。更有甚者,某些新成立的独裁政府又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寻找新的宗主国,令自己重新成为殖民体系中的一环。正因为加莱亚诺通过咖啡、蔗糖王国的事实揭穿了这个谎言,他被拉美多个政府视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遭到驱逐与监禁。尽管如此,加莱亚诺在不断流亡之中,依然坚持着原先的批判。

2346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第10~44页,第15~34页,第198页,第102页。

5小疼(滕威):《五百年来谁著史》,《21世纪经济报道》文化版,2012年12月7日。

写《血管》一书时,加莱亚诺还处于他创作的第一阶段,即“愤怒的批判者”。但是到了21世纪,已经年老的加莱亚诺承认,写《血管》一书时他由于年轻和知识面欠缺,有一些提法相当不成熟。关于“依附论”的观点,随后也在学界遭遇到一定的质疑。《血管》成了加莱亚诺老年时不肯回看的书,对于拉美贫穷的叙述,他已经不再愤怒地指向发达国家。但是,加莱亚诺的书当时确实迎合了一种思潮,就是拉丁美洲对于自身价值的思考、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否定以及对“后殖民”的状态的不满。而拉丁美洲的左翼思潮,一直持续了长达30年,与加莱亚诺的作品关系密切。

(二)重塑南方视角:寻找被遗忘的历史

“南方视角”是拉丁美洲致力打造的新型叙事模式,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垄断。殖民者的到来在进行掠夺与杀戮的同时,也“绑架”了拉丁美洲的记忆,西方中心论美化了殖民者的罪恶。加莱亚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拯救这些被绑架的记忆来重塑南方视角。在近几十年来,拉美文学、拉美传媒都在努力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方式。南方电视台(TeleSUR)是一个“泛拉美”的卫星电视频道,也是一个由拉美多个国家共同出资创建的公共电视频道,同时它也是由多国政府共同创建地区性电视台的一个范例。而纳克新闻也是一个强调南方视角的网站,它的口号就是突出拉美叙事,其标志是将“上北下南”的西半球地图倒转过来,成为“上南下北”,意味主导意识形态为拉美视角,这意味着拉丁文化民族主义的觉醒。事实上,整个20世纪,多位拉美知识分子都提到过“南方视角”,这包括墨西哥思想家安东尼奥·卡索、秘鲁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古巴的何塞·马蒂、多米尼加的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墨西哥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等。其中也不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南方视角的坚定捍卫者,比如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等。

被誉为“拉丁美洲的良心”的加莱亚诺是南方视角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在70岁高龄也被南方电视台聘请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在写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时,就奠定了他在重塑南方视角中的重要地位。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依附论的一些观点,但却一直忠实于南方视角及拉美叙事的创作与建构。他表示,“我为那些不能读我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

到上世纪80年代他才真正进入了写作的成熟期,即第二阶段,他去巴塞罗那流亡的时候写作了《火的记忆》,这被认为是一个史诗性的、讲述美洲500年历史的著作。加莱亚诺的友人、哥伦比亚报人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拉开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热潮,令加莱亚诺也从中得到了相关启发,并开始尝试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来进行描述。在《火的记忆》序言中,他提到,“可怜的历史早已停止了呼吸”。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最初的声音”,以神话的形式再现了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具有神性的美洲大陆。而第二部分“旧‘新世界’”,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美洲陷入了无止境的灾难之中,不仅资源被掠夺,土地被占有,记忆也被绑架。而在官方历史角落中被忽略的真实片段,正是作者关注与书写的重点。作者“试图拯救整个美

Gary Younge, Eduardo Galeano:'My great fear is that we are all suffering from amnes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jul/23/eduardo-galeano-children-days-interview

依附论观点尤其是激进主义的依附论在学界遭到了西方学者的质疑,有人认为依附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并非坏事,而是发展的机会。中国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李菡:《浅析拉美的另类传媒—以南方电视台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6期。

张建中:《拉美的声音:从战略传播视角看南方电视台的崛起》,《中国电视》,2013年第1期。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火的记忆》,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1页。洲被绑架的记忆”,以澎湃的激情将被遮蔽的真相和被抹杀的身份一一还原。除此以外,《战争与爱情的日日夜夜》《拥抱之书》等,也有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镜子:你看不到的世界史》是他晚年的一部作品,写作风格与《火的记忆》类似,但是“南方叙事”的风格更加明显,目的就是要突出差异性。在这部作品中,他以短故事的方式叙说了与西方中心史观所截然不同的一种“南方视角”(在拉美史学界上又被称作修正史观)。他的文风没有愤怒的情绪,非常轻盈跳跃,以反讽的姿态去抨击“西方中心论”。出现在加莱亚诺笔下的边缘人形象,除了拉美的土著人,还有中国人、印度人、西亚人、非洲人等“他者”的形象,以及奴隶、穷人、女人等在历史长河中“失声”的人。正如书名“镜子”所揭示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与主流话语截然相反的叙事方式—那就是关注他者、关注边缘、关注弱者的“南方叙事”。到了这里,加莱亚诺就不仅仅属于拉丁美洲,而是属于所有非西方的边缘国家、边缘民族。加莱亚诺确信,如今的世界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欧洲史,这种意识至今仍钳制着拉丁美洲的精神自主性。他曾在书中发问,既然人类的世界之旅是从非洲开始,我们都是非洲移民,那么,亚当和夏娃会是黑人吗?显然不会,“我们不愿记起我们共同的起源,或许是因为种族主义制造遗忘”。

加莱亚诺意识到,在国际传媒竞争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力量一直在寻求话语的制高点—从1997年开始,由CNN等美国强势媒体在拉美地区高度覆盖,对拉美重大事件的解读基本上采取美国立场,对于一切不符合他们立场的人或事都被称为“他者”。加莱亚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副司令马科斯等拉美左翼知识分子,一直持续进行写作,以一笔之力对抗着在拉美无孔不入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到了2005年,南方电视台在查韦斯的大力倡导下成立,拉美有了系统发声的阵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认为,“为什么我们总是借助别人的眼睛看自己?南方电视台的存在理由,就是要让拉美人民用自己的眼睛看拉美。”作为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者的查韦斯是加莱亚诺的忠实读者,他多次邀请加莱亚诺来访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于2009年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查韦斯送的礼物是加莱亚诺在1971年所出版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旨在提醒奥巴马千万不要忽视拉丁美洲的自身立场。

(三)后冷战时代的左翼话语建设:讲述另一种可能

在20世纪末期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意味着冷战的结束,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由美国、IMF与世界银行联手推广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全世界多个国家也出现了“历史终结”的观点与言论,左翼运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左翼理论家被认为是乌托邦主义的代表,遭到了右翼媒体一致指责与嘲笑。1992年,阿根廷作家胡安·何塞·塞布雷利撰文,称西方是文明的最佳代表,抨击各种反西方的言论,包括反智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印第安主义、反殖民主义、解放神学、农村主义等。作为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加莱亚诺及他的代表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更是被抨击得体无完肤。多家媒体为新自由主义大唱赞歌,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承认失败,比如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的前政治委员F.加姆波亚。卡德纳斯更是说,“现在许多人都不敢提马克思主义了,更不敢提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了。”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第3页。

韩琦、贺喜:《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

张建中:《拉美的声音:从战略传播视角看南方电视台的崛起》,《中国电视》,2013年第1期。

5索飒:《拉丁美洲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265页,第337页,第342页。

加莱亚诺意识到,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化也好,普世价值也好,新自由主义或者华盛顿共识也好,都是一种全新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变种。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他所反对的西方价值观并没有不同。尽管不能采取简单的斗争方式去激烈对抗,但是加莱亚诺依然认为可以以话语进行反抗。在1992年拉美爆发了“500年”大讨论,加莱亚诺为此加入了讨论,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在1994年墨西哥萨帕塔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抵抗运动时,加莱亚诺与副司令马科斯进行通信,并激情洋溢地支持了他的运动。在面对着新自由主义的席卷而来时,加莱亚诺继续持笔战斗,在多家刊物上表示不应神化市场、全球化贸易是后殖民体系的延续、重新弘扬似乎已经被贬抑和否定的乌托邦思想,提倡全面审视进步、民主、发展等概念的含义。甚至他在写《足球往事》一书中,也巧妙地将左翼的元素融入这世界性的运动中,工人、贫民、黑人、底层等元素,构成了一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足球往事”。而《镜子》一书,则将他独创的“马赛克”历史写作技巧发挥到了极致。在他创作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晚年的这一系列作品中,加莱亚诺力争讲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他的视野已经是全球性的了,不再局限于拉美,构成了一种全球化处处设置“路障”的幽默叙事风格。

在斗争中,加莱亚诺已经不再是写《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时那样的热血青年。他知道那样的激情叙事容易会遭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正面攻击。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巧妙的叙事巧妙应对。“马赛克”的写作文风更多是来自反讽、调侃、解构。在他后期的很多写作之中,他都采取了这种开放性的叙述方式。相比于得出具体的结论,他更善于将人们引向深刻的思考。这是一种左派话语的巧妙应对。加莱亚诺让语言脱下了“灰制服”,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重新展示了其锐度—加莱亚诺变得平和、隽永,言简意赅、意蕴无穷。

他的这种言说姿态影响了一代左翼作家。索飒也说,“我不知道,共同的六十年背景是否能帮助我们跨越东西方的潜在深堑,走向人的沟通。我的确希望长我十岁的加莱亚诺能彻底超越西方白人的出身背景,成为我们斗争中的兄长。”

表2.加莱亚诺的“告别”西方话语策划                                                                      

项目

西方话语

南方叙事

 

历史

“地理大发现”、殖民历史为拉美史的开端

拉丁美洲本土文化、文化多元

 

经济

全球性的商业体系为落后国家带来机遇

本土文明的财富、西方掠夺

 

种族

白人至上主义,西方社会带来现代文明

质疑白人中心主义、强调拉美本土文明

 

政治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是“灵丹妙药”

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罪恶,关注穷人

 

战争

民主社会带来和平与繁荣

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西方国家掀起

 

文化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商业文明

强调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文化

 

加莱亚诺:《恰帕斯纪事》,戴锦华、刘建芝:《蒙面骑士—副司令马科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6页。

Subcomandante Marcos, Juana Ponce De Leon, Carrigan. A. and Saramago. J.,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Seven Stories Press,2002.

李涵:《浅析拉美的另类传媒—以南方电视台为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6期。

索飒:《让语言脱去灰制服》,《天涯》,2004年第1期。

索飒:《被遮蔽的世界中,一颗不坠落的星辰》,《新京报》,2015年4月22日。

四、加莱亚诺叙事方式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

西方新闻传媒机构的发达形成了国际信息霸权。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西方中心论伴随着美国的强势地位席卷全球。由于美国传媒业的发达与强大,西方新闻观作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被推销至世界各地。西方新闻观的一些部分是合理的,比如:政府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干涉、收买或控制报刊、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给予人民各项事务的充分信息,等等。但是西方新闻观常常又与西方中心、后殖民话语相配合,以自由、民主、进步等单一维度的价值观来审视问题,并以“现代文明”自居。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比起种族与社会制度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原因就是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文化和情感中。因为这种思考方式已经深入骨髓,甚至整个思维的模式,都处处表现出这种西方中心思维,甚至用一种不自觉的政治正确来捍卫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我国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在从事媒体报道之时,也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语意陷阱之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西方新闻观强调客观报道,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宣传与引导。对于“新闻自由”,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责任基础上的自由。西方新闻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西方国家生产力相匹配的环境下,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新闻观也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之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新闻传播行业上的体现。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中坚力量大多成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译作进入中国,西学成了大学生当时的启蒙读物。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有这方面的警觉与认知,及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在脑海中的盘踞与影响。

作为一个非主流视野中的写作者,加莱亚诺一生无缘西方的奖项。尽管其声望不逊于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略萨、博尔赫斯等,但他并不能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可。无论是新闻界的普利策奖,还是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都没有关注到他的成就。他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对抗姿态很可能会影响到由西方主导的“主流话语”对他的评价。加莱亚诺令西方知识界又敬佩又恐惧,他的处境与被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贬损的“他者”是高度相似的。但是,谁也不能否定这位评论家在拉丁美洲、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自从1971年出版以来,被再版84次,在全世界的销量总计达到100万册,他的作品在巴西、在墨西哥被朗诵、被学习。作为一个记者,他没有被西方新闻观所洗脑,他独立发展自己的叙事方式与框架;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被西方中心主义所挟持,他为世界上所有被边缘的“他者”、所有被剥削的“人民”所发声。他无愧是非西方世界中最有影响力、最具备抗争精神的杰出报人之一。

尽管加莱亚诺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左派立场令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理解、相互印证。作为媒体工作者的加莱亚诺之言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加莱亚诺

叶险明:《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陈建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观之根本区别》,《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在今天的发展》,《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

Gary Younge,"Eduardo Galeano:'My great fear is that we are all suffering from amnes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Guardian,23 July,2013.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富有创造性的碎片化言说、反体制的表述技巧,尤其是针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加莱亚诺的见解无疑是相当有启发性的、有战斗力的。尤其是在号称“历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左翼运动包括马克思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加莱亚诺成为为数不多的左翼知识分子,力主于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鼓舞着全世界的左翼运动。在2011年的“占领马德里运动”时,他不顾70岁的高龄,飞到西班牙,与当地工人一起聚集在太阳花广场上,并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体现了加莱亚诺与工人阶级立场的一致性。其次,加莱亚诺作为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身份,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对抗色彩。作为报人的他其实在拉美社会中属于上层社会,但并没有简单地被西方新闻观所洗脑,他更深刻地看到了拉美大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的落败与衰退。加莱亚诺致力于有拉美特色的反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模式的设立、建构,并取得极大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缘于西方、又独立于西方资本主义、并与资本主义抗争的姿态是一样的。再次,加莱亚诺关心穷人、底层、边缘群体的思维,让他发明了自己的话语模式来持续战斗,呈现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被迫害、被伤害的人群。这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人民服务”的提倡是一致的。他激励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受压迫的“他者”,为他们书写与代言。他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承载了拉丁美洲、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读者的热切期待。

当然,加莱亚诺也有自己的局限。他虽然试图寻找一种体系,但最后还是停留在批判层面。他年轻时曾经从弗兰克、普雷维什的理论中汲取营养,但晚年时左翼群星黯淡,他只能力主于批判行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错过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这位出色的批判家。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jul/23/eduardo-galeano-children-days-interview,2017-06-13.

作者简介:马立明,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政治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2


编辑: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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