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绝对不是确认释放自己的焦虑，而是对民众进行心理催眠，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为自己未来的行为增强确定性和正当性。

从现有史料考察，陈桥兵变绝非单纯的突发性事件，亦非众多史家所谓军队临时哗变，而是精心策划、分工明确、步步推进的一场政变。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政治权力角逐中，军事力量仅仅是一种威慑、控制手段，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另外一种力量：谣言。

首先，关于敌人进攻的信息，是有人刻意制造、传播的谣言，并通过军方渠道传达上层。周世宗去世，新即位的皇帝只有七岁，“主少国疑”，人心不稳是事实。这时候突然说北汉、契丹联合举兵南侵，这消息绝对不是老百姓哄传七仙女下凡一样的民间八卦，能够让朝廷做出快速反应并积极应战的可靠来源只有一个通道：军方。而常年征战于北方第一线的大军区司令员赵匡胤肯定抹不开谎报军情的嫌疑。

看看具体情节。赵匡胤率领大军出发，一天一夜只走了二十公里，到了陈桥，然后立马黄袍加身，回师京城，并没有北向前进，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根本就没有敌情可言。更有力的证据是，赵匡胤回京后，不是第一时间向皇帝、皇太后、宰相报到，汇报军情，而是让军队解除戒备，回营房补个回笼觉，自己则大摇大摆地回办公室坐等周恭帝禅位。试想，即便赵匡胤想当皇帝，但如果敌人真的打到家门口，哪来这般悠闲自在，从容不迫？

其次，谣言散播的时点。早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开始，镇州（今天河北正定县一带）、定州（今天河北沧州一带）就有正式情报传递后周中央，说北汉和契丹会联手侵犯后周边境。到了后来，冬至节到了，没音信，到了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谣言十万火急抵达后周中枢系统：强敌寇边。

这时点很奇怪。姑且不管北汉、契丹过不过大年，但按照唐代以来的休假制度，从旧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到新年元正的正月初一，是法定假日，除极少数官员当班值守外，其他官员都回家与民同乐去了。这时候传来紧急军情，无非就是让最少的官员知道并核实情报，减轻谣言被识破的风险。

从后来的情节可以看出，七岁小皇帝懵懂无知，随时都在找糖吃，符太后心急如焚但无计可陈，周世宗临死前托付的军方最高首领（参知枢密院事）范质、王溥两位大佬惊慌失措。仓促之间，只能选派周世宗生前最信任、在军队威望最高、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赵匡胤出马迎战。

最有趣的细节是：军情似火，一贯冲锋陷阵、勇猛无敌的赵匡胤却突然推脱：我就一个小小地区司令员，哪有能力去抵抗北汉和契丹？嘴唇冒泡的两位军方大佬不假思索，立马转让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换言之，正月初一散布谣言的真正目的：搅混水，打晕鱼，攫取最高兵权。

再次，制造、散布谣言的真正目的是否就是单纯获取最高军事权力？不是。谣言之前之后都还有谣言，其目的是为了改朝换代。

先看谣言之前的谣言。显德六年，周世宗带病北伐，在翻阅军情文书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牛皮袋子，袋子里有一个小木块，上面刻了五个字：“点检作天子。”

本来身体不好的周世宗心情也立马不好了。但他知道这小木块的能量有多大，只能闷心里，不能说。班师回朝后，周世宗果断撤销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职务，换上了信任满满的赵匡胤。

殿前都点检，皇帝身边的禁卫军统领，位置很重要，很敏感。

是谁设计了牛皮袋子和小木块？又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递给周世宗手中？正史中没有找到证据，估计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才是谣言最可怕的威力，无凭无据，但有板有眼。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推定的：谁受益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木块的出现别有用心。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曾经说过，“谣言的真实目的是确认自己的焦虑”，但刻小木块的人绝对不是确认释放自己的焦虑，而是对民众进行心理催眠，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为自己未来的行为增强确定性和正当性！

再看谣言之后的谣言。赵匡胤获得最高指挥权后，立刻誓师出行，慷慨赴敌。但军队里面突然传出一种隐秘而强大的声音：小皇帝那么小，我们给他拼命，值得吗？为什么不在军方找一个有声望的取而代之，大家都赢取一点现实利益？于是“点检作天子”的谣言让军方瞬间达成共识：赵匡胤披上黄袍不仅是天意，还是民意。

一夜之间，拥立者都得到了最大的现实利益，有的当了宰相，有的当了节度使，最低等的士兵也吃上了几顿饱饭，外加一份烤羊肉。

可以看出，谣言绝对不是确认释放自己的焦虑，而是对民众进行心理催眠，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为自己未来的行为增强确定性和正当性。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