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贫法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由于将勤勉谨慎的人们的一部分工资给予贫民，就使得节制的思想不再为人们注意，从而实际上鼓励了不谨慎与不勤勉的行为。

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英国一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济贫法提出批评及改革建议。

一些思想家认为济贫法不但没有减少贫困，反而增加了贫困，国家将不堪重负。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认为，与立法机关善良的意图正好相反，济贫法不但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只能使贫富双方的状况都趋于恶化。维持济贫法的基金越来越多，最终会耗尽全国的全部纯收入。如果根据法律，保证每一个缺少生活维持费的人都能够获得救济，且救济水平足以使接受救济者的生活相当舒适，那么，迟早有一天所有的赋税加起来也不及济贫税一项重。

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写道，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遵循不同的模式，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所能允许的范围时，就必然出现贫困，这是一个自然法则。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还要结婚生子，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得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救济者所能得到的食物将比以前减少，从而将有更多的劳动者要求救济。

思想家还普遍认为济贫法造成浪费，奖励懒惰，打击和否定了勤俭节俭的好品德。

功利主义思想家、道德哲学家边沁在《对劳动的看法》的小册子中认为，如果依靠他人的劳动为生者的状况较之依靠自己的努力为生者的状况更好，那么，那些缺少财产的人就会不断地放弃自己的努力，使自己从一个依靠个人努力为生者变为一个依靠他人的劳动为生的人。贫民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更多的产品，但是，人们是不愿意坚持劳动的，因为劳动是十分痛苦的。这是一种自然法则。边沁认为，英国的济贫法非常奢侈，造成巨大的浪费和堕落，让整个社会为之承担代价。

马尔萨斯也说，济贫法助长了一些人的浪费行为，不利于节俭意识的培养和发展，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这与勤俭节约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现行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追求幸福的动机。李嘉图也说，如果立法机关不设法限制救济人数的增加或者浪费行为，他们的幸福与享受将得不到保障。济贫法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由于将勤勉谨慎的人们的一部分工资给予贫民，就使得节制的思想不再为人们注意，从而实际上鼓励了不谨慎与不勤勉的行为。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加入对济贫法的责难。他认为虽然济贫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其效果无疑与最初的动机相悖。它几乎是在尽可能地伤害贫民并因此伤害国家。它表面上是救济贫民，实际上帮助贫民养成最坏的习惯，使贫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也使贫民的苦难不断加重。每年用于济贫的款项如此之大，但在丝毫不考虑社会公平原则或者节俭原则下被白白浪费掉，结果使这笔开销越来越大，贫困和苦难也越来越大。

思想家们还指责济贫法影响人们自立意识的发挥。马尔萨斯说，英国的济贫法正在根除民众的自立精神。他建议，英国社会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这尽管对于个人来说是残酷的，但是，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李嘉图也强调贫民应该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自己的困难状况。

既然济贫法已经弊窦丛生如此严重，那么，在英国已经实行两百年的济贫法，应该怎么改革呢？

马尔萨斯提出三个选项：一是彻底废除，二是鼓励人们开荒，三是对极贫困者建立济贫院，在全国统一征收济贫税提供经费，收容贫民，济贫院中实行强迫劳动。李嘉图则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认为任何修改济贫法的建议，如果不是以最终废除它为最终目标，则不值一顾。李嘉图也反对实行全国统一的济贫税，认为这比地方按教区征收济贫税的弊端更为严重。

边沁反对院外救济，主张建立像监狱一样的救济院。贫民在院外不能得到任何救济，只有进入济贫院的才能得到救济。济贫院中的管理者把食品与饮料用作对劳动者的奖励，发现懒汉则取消食品，直到其完成规定的劳动。他建议利用贫民对于自由的渴望，激发其劳动的动力，贫民不能自由地从济贫院中离开。济贫院中的食品也应该仔细加以控制，以便使“以其他人为代价的慈善救济不至于比自我救济更加受人期待”。除了低工资、很差的食品以外，济贫院的条件也要比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条件差。

边沁的“劣等处置原则”，对１８３４年的新济贫法产生很大影响。

（作者系财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