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垃圾分类目标，就一定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图为义工在南山一社区协助物业进行垃圾分类管理。深圳特区报记者耿超逸摄

■倪晓锋

提要

文明素养提升是采用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还是采取利益导向的激励措施，是由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区情决定的。一般来说，所有国家都会采用惩罚和激励相结合的方法，不过现代化启动早、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常常以利益导向机制为主，而后发国家和地区多采用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整体文明素养。

垃圾分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２０１９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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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垃圾分类应以惩罚为主还是以奖励为主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垃圾分类的新闻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以处罚为代表的上海，一个是以激励为代表的深圳。《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等四类，对于个人违法其规定拒不改正的处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上海市并不是第一个对垃圾违规投放进行罚款的城市，但它是国内罚款金额最大、执法最严的城市，让还没有习惯强制垃圾分类的市民很不适应，一度“逼疯上海人”。深圳则是另外一个情况，虽然深圳在２０１５年就出台了全国首个垃圾分类专项规划，形成３个地方标准，也对违法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但由于在推行过程中以宣传教育为主，收效不明显。近日，深圳市又推出新的激励政策，《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每年市区安排９３７５万元资金，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好家庭、积极个人、绿色小区，不仅进行通报表扬，而且分别按照２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１０万元／１０００户的标准补助。

那问题来了，对于垃圾强制分类来说，到底是惩罚的作用更大，还是激励的作用更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文明的起源及形成过程进行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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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程与垃圾强制分类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中对文明的产生过程进行系统论述，他指出，文明是指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礼仪规范、科学知识，是一种过程，至少也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这种行为方式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现在人们将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优雅地用刀叉吃饭等行为看作是文明行为。然而，在埃利亚斯看来，在没有外在约束情况下，人的行为是由冲动和本能来主宰，中世纪欧洲市民吃饭的时候用手抓，吃剩下的骨头到处乱丢，把痰吐在餐桌上，这些行为比比皆是，甚至成为社会主流。

今天人们认可的文明行为其实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而成，这种演变过程，不是惩罚的结果，而是在封建社会瓦解、国家暴力机器形成、进入和平时代，以及社会分工和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中下阶层对于宫廷和上层社会礼仪的一种模仿。随着现代化推进以及社会职能分工，欧洲国家逐步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纺锤形人口结构，社会各阶层之间有了更高的相互依赖性，社会流动趋于频繁，人们需要固定的规则进行调节，中下阶层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更多压抑本能，以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为荣，可以让自己融入到一个更加紧密的社会网络中去，逐步形成一种自控机制，慢慢地，社会强制变成自我强制，文明行为变成人们自愿去遵守的行为。可以说，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文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带有激励性质的过程。由于欧洲的文明起源较早、水平较高，所以在规范市民行为上并没有采用严苛措施，而是更多使用涓涓细流的宣传教育、合理的利益导向机制。

以垃圾强制分类为例，欧洲国家多是采用利益引导机制。为了提供垃圾回收率，德国、芬兰、瑞典等国家对一次性饮料瓶实行强制押金制，购买饮料的时候需要支付瓶子押金，在退回空瓶的时候把押金取回来。同时这些国家还采取垃圾按量计费的方式，垃圾的清运和处理费用与生活垃圾的数量成正比，产生的垃圾越少，需要付出的垃圾清运费用越少。德国还专门把具有绿点标志的包装废弃物单独分离出来，因为这部分处理费用由专业公司支付，如果居民将包装废弃物从一般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就不需支付这部分费用，从而也鼓励居民通过垃圾分类减少清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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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程及垃圾强制分类

与早发型现代化相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赶超型现代化，这就需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现代性的形成同样如此，如果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性和文明素养提升，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通过漫长的岁月循序渐进形成，而是要寻求规则的强制约束。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后发国家和地区都是采取严厉惩罚的方式来提高文明素养。

以垃圾分类为例，日本对于垃圾分类管理严苛到极致，有的城市细分到６０多种，连一个普通塑料瓶都要将瓶盖和瓶身分类放置，如果乱丢垃圾，可能被处以５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最高１０００万日元（合人民币６０万元）罚款，同时还会在社区公告牌上被点名公示。

韩国通过不同体积的付费垃圾袋来完成垃圾分类及收费，居民倾倒垃圾时会自动称重并按照重量扣钱，而且垃圾袋实名制，一旦出错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曝光。不使用收费垃圾袋的市民将会被处以１００万韩元（约合人民币５８００元）罚款，同时采用市民互相监督举报、安装摄像监控等措施，对垃圾分类投放进行监管。２００３年，处罚金额高达２６亿韩元，支付举报奖金１１亿韩元，之后呈现逐步减少趋势。

新加坡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相当严厉，首次乱丢垃圾者、第二次乱丢垃圾者、第三次及以上乱丢垃圾者分别处以最高２０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１００００元）、４０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１００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５００００元）罚款，同时还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为公共卫生服务３－１２小时，情节严重者还将被处以监禁甚至鞭刑。

我国台湾的台北市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实行垃圾按袋收费政策，使用统一的付费垃圾袋，收费标准与垃圾容量大小成正比。如果有生产厂商伪造付费垃圾袋，将会被处２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１０００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２２０万）罚金，老百姓购买假的付费垃圾袋，要处３万元（约合人民币６５００元）以上１０万元（约合人民币２２０００元）以下新台币的罚金。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十年后，台北市平均每人产生的垃圾量减少了６５％。

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素养提升是采用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还是采取利益导向的激励措施，是由国家和地区国情区情决定的。一般来说，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采用惩罚和激励相结合的方法，不过现代化启动早、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常常以利益导向机制为主，而后发国家和地区多采用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整体文明素养。

以深圳为例，深圳市民的文明素质在国内处在较高水平，与相关法律的约束密不可分。深圳有全国最严的交通法规，对闯红灯、违法停车、后排不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车辆不让行人等行为的处罚标准全国最高，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内化为市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文明素养。甚至有人戏称，在外地区分深圳人很容易，只要一个人在汽车后排主动系安全带，就一定是深圳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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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垃圾分类的批示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类似，我国也属于赶超型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如果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垃圾分类目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格局，就一定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垃圾强制分类，大幅度提升处罚力度，可以在现有标准上提高十倍甚至更多，才可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处罚不是目的，而是要促使市民将社会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通过外在约束形成好的垃圾分类习惯。

二是以利益导向机制推行按量计费。通过奖励优秀家庭、个人等行为治标不治本，而且覆盖面较窄，更多是一种宣传，更应该采取按量计费的方式，市民产生的垃圾越少，收取的垃圾处理费越少，不仅可以为市民省钱，而且会促使垃圾减量。

三是长期看，从孩子做起，用一代人的努力推动全面习惯养成。我国应该将垃圾分类贯穿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全过程，不仅可以让儿童从小就培养垃圾分类习惯，而且通过“小手拉大手”推动学生家长文明素养提升和垃圾分类习惯养成。

（作者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