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研究都是从最基础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开始，不是一上来就议论大发，鸿篇大章，好高骛远，这些基础工作最重要但也最枯燥，文献浩如烟，散落各处，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扎实的史学和理论素养，没有下死功夫、笨功夫的恒心，是难以做出大成绩的，可全汉升做了一辈子，并把这种学风传给他的许多学生。

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说明，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文明大国，也曾经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列，但随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古老的大国却开始蹒跚前行，慢慢掉队，直至落后挨打，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天朝自居，没有认清世界大潮，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是关键。

历代史学家大都从王侯将相的发家史来研究历史的治乱兴衰，大多从政治、战争的角度来研究朝代更替，很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经济学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更新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方法，自从严复翻译《国富论》以来，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目光，纷纷加入探寻国家富强秘笈的研究队伍。但是，客观地说，真正的以经济学专业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还是少之又少，全汉升就是其中最早以专业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且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一般人对全汉升都很陌生，但是，稍为关注中国经济史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这位出生在广东顺德的著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１９３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潜心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并建树颇丰，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的北平学界非常活跃，各种学派与刊物林立，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专研经济史和社会史，周一良、杨联升、何兹全等日后极有成就的史学大师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其中，但全汉升出现的频率更高，其撰写的经济史研究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由于种种原因，历代有关经济的资料多散乱不齐，更没有系统的研究，《食货》多次发出倡议，鼓励年轻学者多做一些经济制度的资料搜集和考证等基础工作，全汉升深以为然。他另一位恩师，史语所的傅斯年所倡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也对他深有影响。所有的研究都是从最基础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开始，不是一上来就议论大发，鸿篇大章，好高骛远，这些基础工作最重要但也最枯燥，文献浩如烟，散落各处，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扎实的史学和理论素养，没有下死功夫、笨功夫的恒心，是难以做出大成绩的，可全汉升做了一辈子，并把这种学风传给他的许多学生，王业键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继承者，他的“清代粮价数据库”建设就是其中最好的学术体现。

全汉升就是凭借这种”动手动脚找材料”的笨功夫，发现了中国经济史上的许多金矿，其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为后人所景仰。北大毕业后，他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及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新亚研究所所长，曾应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东洋文库之邀，担任访问学者和研究员。其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汉冶萍公司史略》。其他有专著《元代的纸币》《明末清初反对西洋文化的言论》《韩国战争与远东经济》《中国行会制度史》等。

物价与货币是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它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状况。抗战时期，全汉升追随史语所辗转于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及四川李庄。或许是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验，使得全汉升决意从价格史入手，对中国经济史做一全面梳理。他先从宋代商业着手，集中研究中唐、宋时期，兼及魏晋南北朝及元代，撰写了不刊之作《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结合起来，同时探讨了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

据王业键教授介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汉升对国际贸易和广东与广州的商业研究。他认为，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后，由于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埠相继勃兴。广州、泉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汉升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于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

到了宋代，国际贸易甚为发达，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广州由于贸易发达而成了南方发达商业城市。可以说，全汉升最早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论证了一座城市一个地区如何成为发达城市的原因。

对于对全汉升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曾题诗：“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确为实至名归。（作者系经济学者 海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