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发展状貌可以看作深圳“产品形态的文化”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样本。图为海内外游客参观深圳博物馆（新馆）。深圳特区报记者齐洁爽摄

■杨立青

提要

如何实现国有与非国有博物馆的良好合作，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通过加大国有馆的收藏力度、鼓励社会捐赠和支持民间藏品寄展、大力扶持非国有馆发展以及建设博物馆群落等方式，一方面让市外的文博和艺术品资源流入深圳，扩大增量，另一方面让深圳内部的相关文化产品动起来，盘活存量，而这都需要体制机制的大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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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科技发展取得亮丽成就的同时，深圳文化建设同样取得巨大进步

从建立特区之初的满目荒芜，到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声开山炮响，再到后来成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４０年来可谓披荆斩棘硬是在一个边陲小镇开创出一片崭新天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和中国崛起的标志性符号。而在深圳取得的诸多成就当中，人们印象最深的主要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近年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成功，使深圳成为全球的焦点城市之一。在经济和科技发展取得亮丽成就的同时，深圳文化建设同样取得巨大进步。

举其要者，当我们将文化大致区分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和“产品形态的文化”，可以发现，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深圳就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崭新的、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深圳观念”独步当代中国，并以此“杀出一条血路”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空间。２０１０年评选的“深圳十大观念”表明，深圳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领域，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如“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实为深圳４０年来全面发展的理念性凝结。许多专家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各种资源、不同人群迅速集聚于此，形成了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借鉴、交融创新的格局，而深圳的移民文化精神既脱胎于传统文化，又融合了现代市场文明和外来文化，以创新、开放、包容、公共、务实精神和权利、法治（契约）、市场、效率、服务意识等先进文化观念，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与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新型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与马克斯·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对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因此，就观念形态的文化而言，深圳可称之为国内最为现代化的热带雨林。

深圳产品形态文化经过４０年来的大力建设，取得了跨越式的长足进展：一是日用的、带有福利性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开展了以“读书月”为代表的系列文化活动，保障了千百万市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二是文化经济的发展层面，深圳拥有创意设计、文化软件、动漫游戏、新媒体及文化信息服务、高端印刷、高端工艺美术等发展良好的行业门类和腾讯、文博会这样的企业和展会平台，２００８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称号，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三是在精英（精致）文化发展层面，深圳相关专业机构偏少、规模偏小，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音乐、影视、美术等高雅艺术的创作、欣赏与传播，还差强人意，但假以时日，其发展前景可期，如正在积极筹建的深圳歌剧院、深圳歌剧舞剧院、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深圳美术馆（新馆）等高雅艺术设施和专业机构就打开了人们较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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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美术馆）建设业已成为深圳未来文化设施乃至城市文化发展的重心所在

与此同时，深圳文化四十年来取得的进步依然掩盖不了其在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地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产品形态的文化”生产能力和供给质量的不足。倘若用比喻的说法，则在早期的“文化沙漠论”烟消云散之后，时至今日，深圳缺乏的是高品质的、高能见度的文化品牌，包括机构（团体）、人才和产品。在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占据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心的语境下，深圳高质量“产品形态的文化”的相对缺乏，不仅与国内外文化先进城市比不了，与深圳的城市地位及其影响力不相称，也与深圳未来的文化发展定位目标差距甚大：在已正式颁布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深圳的定位是要“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广东省委则要求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面向国际建设“全球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按照中央最新部署，深圳未来将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

可以说，上述目标定位既是中央对深圳的更高要求，也可视为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追求。而作为这一追求的最新表征，是２０１８年底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规划》。这标志着深圳新一轮文化设施建设高潮的到来，也见证了深圳城市心态上的巨大变化以及在经济成功后所确立起的文化雄心。

我们不妨以博物馆（美术馆）作为例子，来展望深圳文化发展的可能前景。可以看到，《规划》中的重大文体设施，大部分都是不同类型的博物馆项目，如“新十大文化设施”有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圳馆、深圳海洋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新馆，十居其五，假如加上同样具有收藏展览教育功能的深圳科技馆、深圳创意设计馆，则比例远远超过一半；而在“十大特色文化街区”中，有大鹏所城、南头古城、大芬油画村、观澜版画基地、甘坑客家小镇、大万世居这样的与博物馆事业息息相关的文化街区。由此可见，至少在文化意识和行政实践中，博物馆（美术馆）建设业已成为深圳未来文化设施乃至城市文化发展的重心所在。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方面，世界著名的全球城市无不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体现在文化的产品形态上，则既有高水平的文化组织或艺术团体，也有大量各类文化艺术人才，以及有形无形的城市文化品牌，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不仅拥有３００万件巨量藏品，而且以高质量的管理服务树立起其业界标杆的地位，为纽约争得世界性文化声誉。正是基于博物馆作为“城市客厅”的独特功能和文化影响，深圳利用全球文化资源加速流动、中国振兴优秀传统文化和自身区位、社会优势等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博物馆建设，改变目前博物馆偏少、藏品不多、质量不高的局面，实是弥补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文化差距的努力表现。但另一方面，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建设施、盖房子，深圳的博物馆发展也存在自身优质藏品资源匮乏、文化设施用地紧张、专业人才短缺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不够等问题，同时面临城市间的文化资源争夺，是为深圳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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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并基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博物馆的发展状貌可以看作深圳“产品形态的文化”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样本。因此，其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可提出的应对措施，都为深圳如何高质量发展“产品形态的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形成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并基此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就是首位的。比如博物馆从性质上可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截止目前，深圳全市５１家博物馆（不包括美术馆）中，国有的有１７家，非国有的３４家，形成了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共同发展的局面。应该说，两者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如前者优势是拥有相对充足的有保障的场馆、人力和资金等资源，但劣势是相对独立性不够，体制机制不灵活，尤其是在利用公共资源开展文物和艺术品收藏上，存在不少有形无形的障碍，以致错失了扩展收藏的时间窗口，难以将深圳的经济优势有效转化为文化优势。

相比之下，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民间积累的财富相当可观，尤其是在深圳，财富效应推动了一场方兴未艾的民间收藏热潮，深圳藏家已成为国内中高端收藏市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也是深圳近年非国有博物馆（美术馆）兴起的主要推力。但与此同时，民间收藏虽丰富，却受到公共政策以及场馆、人力、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导致深圳丰富的“地下”优质民间藏品难以现身并转化为“可见”的文化产品，而同时一些国有博物馆（如新建的南山博物馆和深圳当代艺术馆）则拥有很大展陈空间却苦于少物可陈。此等情况下，如何实现国有与非国有博物馆的良好合作，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通过加大国有馆的收藏力度、鼓励社会捐赠和支持民间藏品寄展、大力扶持非国有馆发展以及建设博物馆群落等方式，一方面让市外的文博和艺术品资源流入深圳，扩大增量，另一方面让深圳内部的相关文化产品动起来，盘活存量，而这都需要体制机制的大力创新。

在这方面，观澜版画基地的运作模式及其取得的行业重镇地位，实为我们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作为集版画创作、制作、展示、收藏、交流、研究、培训和市场开发为一体的中国版画事业与产业并进的综合性项目，观澜版画基地不仅有目前国内最高技术水平的版画工坊，而且通过建设艺术部落、国际艺术家村等方式，吸引了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９００余位艺术家入驻创作、展示和交流，累计印制版画７万余张，目前已成为重要的国际版画艺术中心之一，其中国版画博物馆的馆藏规模和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中国因为有观澜版画基地而助力了当代版画的振兴，深圳因为有观澜版画基地而大大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培育了一大批专业艺术人才，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高质量发展深圳“产品形态的文化”具有镜鉴意义。

（作者系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