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伙合作制”的实质，是它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使得企业的资金始终是由有能力、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掌柜）所掌控，股东只负责资本投入，而把票号的一切经营权、决策权全部都让给了掌柜；同时，“顶身股制度”又让掌柜实现了“管理层持股”，可以享有企业很高比例的分红，这就把掌柜的个人利益与票号的集体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老板与总经理等一批职业经理人如何和谐相处，如何将一个企业或商业机构经营好，发展好，使之盈利有前途，就不那么简单。这一点上，山西商人的“东伙合作制”可给我们有益的借鉴。

“东伙合作制”的核心是资本与人力的合作。山西商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规定了经理人的“双重身份”，即经理人既是投资者又是伙计享有“身股”的身份，在利益方面与不参与经营的资本家是一致的。我们从太谷县志诚信的多份合约、平遥县蔚泰厚的历次合约里都可见端倪。晋商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商帮，历时数百年，纵横千万里而不倒，与推行“东伙合作制”这种商业制度有很大关系。“东伙合作”设计了经理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企业发展盈利，一盈皆盈，利益均沾，经理人岂能有不尽心经营、勤勉办事的道理？晋商允许经理人参股和给予经理人身股这两根“绳子”，即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使得经理人终生为其效力，让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久，财富越来越旺。而现在的不少企业，职业经理人是很难参股的，他们一般只拿薪水工资。即便有少数经营者，也只象征性地占有少许股份，那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当然就很难发挥了。物质利益是办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则，谁不尊重它，甚至轻视、践踏它，只能事与愿违。

晋商之所以从先秦延续到明清，从物物相换的小额贸易到成为票号、钱庄，汇通华夏，富甲海内，这与他们这种先进的企业（商号）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东伙合作制”的实质，是它提供了一种制度保证，使得企业的资金始终是由有能力、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掌柜）所掌控，股东只负责资本投入，而把票号的一切经营权、决策权全部都让给了掌柜；同时，“顶身股制度”又让掌柜实现了“管理层持股”，可以享有企业很高比例的分红，这就把掌柜的个人利益与票号的集体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加上晋商文化对个人诚信和名誉十分看重，掌柜一旦被东家炒鱿鱼，其他商号一个个都不要了，因而掌柜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乃至身家性命都投入到企业上，自觉地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营境界。

晋商各家财东所聘用的“掌柜”们，也个个都是极其优秀的人才，他们为自己掌管的商号贡献出一种稀缺资源——企业家才能。如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山西“票号”的首创者，“顶身股制度”的创立人），就是一个具有无比智慧和才能的金融天才，日升昌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晋商中的翘楚，便得益于雷履泰执掌大局。

“东伙合作制”赋予经营者代表——总经理很大的权力，除拥有业务经营、人事聘用、财务管理和分庄设置等权力外，还特别赋予他们投资创办其他企业的自主权，因而晋商中出现了不少企业集团，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祁县、太谷的两位大掌柜，合资在归化开设大盛魁字号，从事对蒙古和俄国的茶货贸易，兴盛时有职工数千，自养运货骆驼１．６万只，并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有分庄，最后演化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太谷县北洸曹家更是放权让利。在企业发展、扩张的过程中，老板只管两个大的字号——金德账庄和彩霞蔚绸缎杂货行，其余一个一个小字号全让经理打理。曹家的生意是大字号下设小字号，小字号又设分庄和小小字号，一环套一环，店铺广布，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曹家的生意，这是总经理（掌柜）的职权和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的生动体现。与当时传统封建治下的家庭作坊管理方式相比，曹家、雷履泰的这种管理制度模式不啻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它变革了一般作坊式企业中常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疾患，把企业的全部经营决策权和部分的企业所有权让给了有真才实干的职业经理人，使企业的股东与打工者（掌柜与伙友）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生产关系，即从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关系走向了劳资间的合伙经营关系，从而极大发挥出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并减小了劳资矛盾，提高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距晋商创立“东伙合作制”后半个多世纪），在美国纽约的华尔街，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企业制度模式——“有限合伙制”。与晋商的“东伙合作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是采取“出钱的人不管事，管事的人不出钱”这种不同常规的制度架构。有资本的人淡出事务之外，有聪明智慧的人，在掌管具体的事务中挣钱，这恐怕是世界人力分工中的长远趋势。

■张麒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