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是比较不同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从而确定最优的制度，而是使有助于发挥个体创造性的制度如何生成，以及如何去除阻碍个体发挥创造性的制度的问题。

“交易费用”通常是指制度运行的成本，如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交易费用理论被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纠正”，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考虑的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交易费用经济学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而不是改善。

根据交易费用方法，市场有成本，组织有成本。这样，制度的选择问题就是比较市场和计划的成本高低问题。这为市场和计划并存的状况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不足以为市场化改革辩护，因为市场化改革，虽然降低了全盘组织的巨大组织成本，但也产生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市场化改革是不是可取，要看改革降低的组织成本与改革所增加的市场的交易费用之间的比较。如降低的费用还不如增加的市场的交易费用高，那么市场化改革不可取。

而且，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最优状态将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因为这种状态意味着高昂的交易费用。按照该理论，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某种组合，也就是并存才是成本最低的。新制度经济学（背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塑造的正是这种“双轨”状态，即一方面政府在某些领域配置资源（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或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让市场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这种经济模式非常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想”。

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存在交易费用，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失灵”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种均衡经济学，前者拿一种没有交易费用的市场为参照，后者是拿一种没有失灵的均衡来衡量。

试想一下，假如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是因为组织成本很高，那么采取技术手段，比如大数据，降低组织成本，那么计划经济是不是就变得更为可取了呢？这是交易费用无法回答的问题。对两种制度（比如计划和市场）的全局性费用进行比较是一个上帝的视角，即假设他人能够知道每个人的成本，进而又假设知道每个个体的目标，因为成本是因为目标而产生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有人掌握这样的信息。对多人世界使用交易费用概念，是把所有个体简化为一个个体，而经济学家假设自己能够知道那个个体的目标，他比较那个个体采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来实现某个目标的成本，并替他进行选择。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方法论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目标，因此也有自己的成本，无数的个体成本能不能加总和比较。比如，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重要的目标而付出很高的成本，在该个体看来是理性的，但在交易费用理论中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提高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没看到，实施计划经济（整体性目标）意味着个体不能进行自由选择，因此使很多本来可以出现的机会没有出现，这种“看不见的代价”（机会成本）才是实施计划经济的真正成本。换句话说，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是组织成本高，而是压制了个体的创造性，使更好的可能性与更多的可能性没能变成现实。也就是说，对多人世界来说，一种制度的交易费用应该理解为“这种制度使本来可以出现的创造，使本来可以产生的更为繁荣的状态没有产生”。或者说，对多人构成的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而是如何促使更多交易得以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发挥个体创造性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进福利。这就需要发现和确立有助于创新的规则。因此，问题不是比较不同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从而确定最优的制度，而是使有助于发挥个体创造性的制度如何生成，以及如何去除阻碍个体发挥创造性的制度的问题。

这样，在判断一种制度的优劣上，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交易费用理论所给出的标准，即不是看“交易费用高低”，而是看这种制度提供给个体的选择的空间有多大，或者说，重要的是如何扩大个体的选择空间。“交易费用”的思考道路事实上错了，不应该从“交易费用”这个整体性的概念思考，而是要从个体的人的角度去思考。

■朱海就（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