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生

赡族首先要救急，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救穷。怎么救？最重要的措施就两项：读书和学艺。

人们常说，救急不救穷；或者说，救得了急，救不了穷。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对他人的急难只能量力而行。如果朋友买房急需，你可以帮忙凑首付或者送上红包；但如果朋友终生贫困，你就可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

但在宋代范仲淹看来，对于家族中的贫困亲人，只要有能力，不仅要救急，还得救贫救穷。

范仲淹是君子，说到做到；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后代子孙凛遵无违，实现了范氏家风的传承。谁家老人去世了，没钱安葬，丧葬费、墓地费，他来承担；谁家孩子该娶媳妇了，没钱办理婚礼，他来承担；谁家女儿大了，没有嫁妆，他来承担。

但范仲淹很快发现，救急救不了穷。对于家族中的贫寒家庭，钱粮救济只能缓解一时急困。如何让族人走出贫困，奔向小康才是赡族的根本。于是，他在苏州设立了义学，希望家族子弟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范氏义学，也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一千多年来，为家族、为国家培育了大量的可造之才。

范仲淹的义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很多家族精英都意识到，赡族首先要救急，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救穷。怎么救？最重要的措施就两项：读书和学艺。

为彻底解决贫寒子弟的后顾之忧，宋代一般家族都设有义学。义学办学资本从哪来？很多都来自于家族精英，特别是在外做官的家族子弟捐助的俸银或土地，聘请塾师教授族中子弟常用典籍。学习优良者可以参加科考，为官为宦，彻底改变身份和命运；即便学习一般，也能识文断字，明了忠孝节义，作一介良民。

江西义门陈氏同居共财数百年，宋真宗赞誉老陈家“聚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炊四百年，天下无双。”陈家为什么能够保证家族几百年繁盛不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普及了族人的基本教育。

捐资助学是陈氏家族最重大事务。早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８９０年），老陈家就创办了东佳书院，家族子弟免费入学，后来还推恩至外族乡邻子弟，以至于江南名士尽出陈家。

更可贵的是，老陈家还根据学生素养、资质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学优品良者修习举业，参加科考，步入仕途，为家族争光，为国家出力；中等资质者，则学习特定的技艺，比如算学、经商，成为行业性管理人员；即便最差的子弟，后来从事农业生产，也能能够识文断字，知理达义。

如此办学的效果怎么样？到十一世纪中期，老陈家就有三十多人步入官场，四十多人受朝廷封赠，中举人数达到１２０余人，官至宰相一级者两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家族创办义学，其本旨固在为家族培育人才，以便跻身仕途，提升宗族竞争力。但科考路途太过艰难，有些家族则改弦更张，专门传授子弟职业性技能，代代相传，加上姻亲戚谊，最终形成地域性、宗族性极强的社会化组织。

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特别火爆的职业教育。典型者如绍兴师爷。这些师爷从明末开始就是一股相当强劲的家族性、地域性社会力量。

稍加考察，不难发现，绍兴师爷的真正兴起也是家族精英救穷的产物。

明代万历年间，绍兴籍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朱赓持续引进家乡落榜子弟担任不入流胥吏，相当于没有正规编制的合同制人员。这类人虽然是合同工、办事员，没编制，没身份，但因为掌握了具体实施政策、法律的权力，还拥有丰富、灵通的政务信息来源，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有滋有味。几年后就脱贫，要么辞职参加科考；要么就用钱捐个官位，实现从吏胥到官员的身份转换。

最终，政坛上兴起了绍兴籍职业性、地域性秘书帮。到了清代中期，有句话不胫而走：“无绍不成衙”，绍兴籍师爷遍布中央各大衙门，远达荒江大漠，形成了庞大有力的社会势力。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叫邬思道，江湖人称“邬先生”。这人自小家贫，读书刻苦，后来科考不如意，决意游幕，所学刑名、钱粮、文牍，样样胜人一筹，终成一代名幕。所著《抚豫宣化录》以东家田文镜之名刊刻发行，成为习幕子弟的枕中鸿宝。

邬先生的影响力有多大？据说，雍正皇帝在写给田巡抚的专门折帖中，偶尔还会来上一句：邬先生近来可好！

（作者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不动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