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庆典前夕，在联合国７４届大会期间，“中国城市——深圳故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讲述。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的《深圳故事：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极速转型》第二版成书发布及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特别代表、项目司长Rafael　Tuts到场致辞，介绍联合国人居署机构概况和使命，围绕可持续城市化发展和未来的创新方向，并介绍深圳故事一书。

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经济局项目协调官张祎介绍了深圳故事项目的详细情况和作者。深圳故事包含８个章节，分别由８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及其协作者写成，从全球价值链、市政财政、城市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生态城市、城市文化和比较研究等８个方面来一瞥深圳４０年来的发展，见证一个城市的成长奇迹：从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转型为国际化现代大都市。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教授，做了题为“深圳故事：奇迹中的奇迹”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值此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总结４０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成果，深圳故事不仅是深圳的创新，也是世界共享的创新；不只阐述过去经验，也更指明未来方向。

本报今天特别摘编《深圳故事：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极速转型》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提要

深圳建市４０年来实现从边陲小镇向科技中心不断跨越基本动力机制是：持续深化的开放环境为外部要素大量流入和高效利用创造了条件，持续创造的制度优势对外部的发展和创新资源形成吸引力，同时为要素的结合和动力释放创造条件，不断改善变化的硬件环境条件，既为城市发展和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倒逼城市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激烈的竞争，迫使城市及其市场主体竞相发展和不断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２０１８－２０１９》显示：深圳经济竞争力世界第五，中国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在全球热点地区创新集群中深圳居第二名，仅次于东京，领先硅谷。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８年的４０年间，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成为一座发达的全球创新之都，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创造世界城市史的重要奇迹。

１．

决定城市崛起和演化的四大引擎

基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加入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变量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总结出中国城市发展经济学的动力、机制与模式。我们认为：制度创新、非农聚集、全球分工和城市经营等四大引擎的相互耦合、相互竞争和不断转换，决定中国城市整体崛起和时空格局演化。其中，市场化制度改革通过明晰经济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为城市崛起提供了基础动力和条件；跨国企业的全球分工则为城市崛起注入外在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聚集则为城市崛起提供加速器；城市政府的城市经营则为城市崛起提供独特力量。

２．

深圳的实践

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１９年的４０年间，深圳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巧妙地实现了四大引擎的耦合和轮动，通过四个阶段，创造从传统的边陲小镇到全球的科技中心的奇迹。

１、劳动密集型发展阶段，加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并处于底端（１９７８－１９９２）

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２年是深圳特区初创时期，香港等“三来一补”产业、内地人口大量移入，伴随土地城市大规模开发，使得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超速扩张，深圳速度闻名中国，也使深圳加入全球产业链。这一时期的驱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劳动力与创新制度。经济体制创新、人口大规模迁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是这一时期的四大特征。四大引擎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表现为：

改革开放和深圳率先为超速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背景下，深圳通过设立特区，以市场为取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土地和住房制度、基建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率先大胆进行改革试验。１９８７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高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出台《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深圳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的产业政策。

港企大规模布局深圳为超速发展创造要素条件。在全球转移的背景下，香港等地企业通过“前店后厂”和“三来一补”模式，分解产业环节并将劳动密集型环节移入深圳，带动资金以及技术和管理移入，从而在“三来一补”起步后，到１９９２年深圳就转向自产产品主导。“三来一补”使深圳加入了全球产业链并处于底端，主要生产初级工业产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深圳主要加入的是先进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产业，这为深圳走向创新高端选择了出发点。

大规模的移民潮为深圳超速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条件。１９７９年２万基建工程兵下深圳，开启了劳动力转移的闸门，１９８９年百万劳动大军下深圳，形成了特殊的劳动转移大潮，不仅为深圳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深圳注入了多元包容、奋发进取的文化基因，为深圳撒下标新立异、异想天开的创新种子。

基本的软硬城市环境提供为超速发展创造了环境条件。深圳市政府利用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一方面，争取和利用特区的税收、土地、金融、外贸等优惠政策，创造低廉的营商成本。另一方面，利用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商品化制度创新，开展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城市发展空间载体。与此同时，利用外资，采用市场化的城市开发和运营模式，高效和高速地兴建了一大批港口、码头、能源、道路、通讯等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的超速改善吸引外部资金和劳动力大举进入并在此结合，也带动了城市发展。

２、资金密集型发展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２），迈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２年深圳进入二次创业时期。伴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和功能完善，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升级，深圳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这一时期的驱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资本驱动与创新制度。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人口持续流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向经济转型发展是这一时期的四大特征。四大引擎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表现为：

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内生动力和对外吸引力。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到１９９７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以“十大体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包括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展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产权交易市场，推进了金融体制创新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和２００１年分别出台《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文件，制定一系列促进高科技发展的政策，建立了若干高新技术产业园，为高科技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体系。

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为深圳高速增长和转型提供条件。这一时期的电子信息产业开始大规模的全球转移，为深圳从劳动密集产业“三来一补”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了资本、技术和广阔的国际市场，使得深圳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迅速崛起，深圳的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主要生产普通的工业产品。在跨国企业资本和技术外溢环境下，深圳自身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也开始异军突起。

劳动力持续流入和结构优化为深圳高速增长和转型提供了人力条件。非户籍人口大量外迁，非户籍人口增长率１９９４年为２８％，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下降至１０％左右。与此同时，深圳通过虚拟和柔性引进，吸引大批的高端人才、科研院所和教育机构，使得深圳在不投入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高端要素资源，为深圳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要素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为深圳高速增长和转型创造了环境条件。政府通过继续引进外资和土地财政等，配套各类基础设施，完善重要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不仅适应了深圳高速发展的需求，也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２００２年深圳拥有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平均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５４部，移动电话１２０部。与此同时，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２０００年深圳荣获“国际花园城市”、２００１年深圳获得“中国人居奖”。

３、土地成本倒逼型发展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２），进入全球产业链中端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３年深圳进入根本性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随着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曾经的制度和政策红利消失。另一方面，发展环境呈现四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深圳进入增长放缓和创新积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导驱动因素是土地等资源倒逼。受此影响，产业进入全球产业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过渡。四大引擎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表现为：

通过国际化增创新优势提升城市吸引力。在基础制度层面，通过国际化对标全球先进城市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建服务型责任政府，鼓励创新和包容失败。在产业政策层面，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出台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新优势为创新要素聚集和高新企业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民营高新企业内生增长形成集群带动经济艰难转型。处在这一新旧动能转换期，深圳经济较之前明显放缓，GDP年均增长１６．８％。但是其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金融业稳居全国第三，以供应链、物流、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物流业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劳动力流入显著放缓，结构进一步优化支持经济转型。一方面，全市就业人员、从业人员增幅明显放缓。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本专科以上人口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３８％上升到２０１０年１７．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００年的９．７７年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８１年。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具有积极进取、敢担风险、包容观念的深圳人，塑造了创新的城市文化，激励一大批深圳人加入到“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行列。

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倒逼深圳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深圳经过前期高速发展，可开发利用土地不断减少，成本不断上升。人口膨胀加剧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升级。为此，深圳一方面鼓励市场竞争并制定和实施企业准入的相关标准，倒逼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型和转移。另一方面，继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吸引高端产业向深圳转移和聚集。

４、创新密集型发展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９），迈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９年深圳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发展时期。伴随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和功能完善，创新的制度软环境和生态硬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实现良性循环，深圳产业开始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这一时期的驱动发展的主导因素是：人才驱动与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和政策、创新资本、创新人才等要素聚集和结合、配套创新基础设施和宜居的生活环境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四大引擎及其相互作用机制表现为：

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创新给深圳带来创新动力和吸引力。在制度层面，２０１３年以来，开启更高层次的创新，实施“四个先行先试”。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共服务性政府，完善自主创新体系机制，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在政策层面，创新政府引导基金等促进创业投资的制度和政策，建立完善的吸引各类人才的政策体系，建立系统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创新制度与政策激发市场主体积极创新的热情，也加速全球创新资源向深圳的聚集，从而形成吸纳全球资源的创新集群。

创新投资使深圳高科技高速增长走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催生民营科技企业大量产生。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７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增加３．９倍，增加值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７年由４１３５．２４亿元提升到７３５９．６９亿元，占GDP比重提升３２．８％。在这个时期，深圳超过２０００家企业在全球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华为、中兴、中集、比亚迪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技术创新、生产外包、市场开拓、营销服务等领域已在全球布局，深圳在全球价值链中真正处在全球高端。

创新人才持续成长及其创新能力释放成为发展核心引擎。通过引进和自身培养，全市的各类人才总量超过５１０万人，占常住人口的４０．７％。与此同时，通过引进和培育，深圳科研与教育机构迅速增长：２０１７年深圳拥有研发机构４２９６个，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１６８８家。各类型高水平的全日制高校２０１８年达到１２所。在适宜的创新环境里，巨量创新人才带来巨大的创新能量释放。２０１７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突破２万件，是２０１２年的２．５倍。

建立创新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吸引创新要素支持创新经济发展。在继续倒逼三高一低经济转型和转移的同时，重点打造创新性型城市硬件环境。首先是建设智慧城市。基本形成了高效集约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和大数据应用体系。其次建设生态城市。２０１４年深圳市政府发布《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深圳的决定》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将深圳建成“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和“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发展目标。实施大气环境、水环境、绿化美化三大提升行动。２０１７年深圳万元GDP能耗和水耗持续下降为全国平均的１／３和１／１０，　PM２．５浓度下降至２６微克／立方米，打造公园之城，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７平方米以上。这些环境很好地凝聚了创新人才也支持了复杂创新活动运行。

总之，深圳建市４０年来实现从边陲小镇向科技中心不断跨越基本动力机制是：持续深化的开放环境为外部要素大量流入和高效利用创造了条件，持续创造的制度优势对外部的发展和创新资源形成吸引力，同时为要素的结合和动力释放创造条件，不断改善变化的硬件环境条件，既为城市发展和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倒逼城市不断地发展和创新。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激烈的竞争，迫使城市及其市场主体竞相发展和不断转型升级。

■倪鹏飞马尔科·卡米亚

（此文系联合国人居署研究报告《深圳故事：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极速转型》部分内容作者：倪鹏飞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马尔科·卡米亚联合国人居署城市与金融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