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不仅把自己的名字放入书名，还把那些靠自己的辛劳和才华赢得声誉的作家的名字放入书名。除了以此表明对著作权和树立个人品牌的长远考虑，当然也为了实现他们长远的版税收入。

提到粤商，不能不提到书刊和文化出版业；提到文化出版，不能不提王云五这个名字。王云五是中国出版史册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他的身份、履历尤其是他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设计推出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影响了中国近百年。

王云五，广东香山县人。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出版家，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精心策划创编了一系列丛书，如《新时代史地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尤其是影响深远的《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显示出其“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而在旧中国，作家是卑微的职业，尤其是受“言不及利”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作家们生活困顿，生计十分艰难。这除了影响作家的写作，也给知识传播和出版事业带来巨大的伤害。王云五对这些问题看得真切，也改得彻底，因而最终成了出版大赢家。王云五给任职人员除工资以外，还有花红和股息。在商务印书馆任上，实行了“标本兼治”的改革，收效很大。如在翻译方面，王云五允许“委请该学科专家学者在馆外从事，按字计酬”，这给“专家学者”以很大的实惠，一时间商务印书馆译著成山，人们踏破门槛。

向作家支付津贴。王云五给当时许多生活上有困难的作家发津贴，以此笼络作家，激活出版市场。如在商务印书馆经营困难的情况下，胡适提出取消自己的津贴，而王云五回信则说：“你这几年对于商务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众人可知，现在所领的小小月资，当然不成问题。”足见其心胸和卓见。

向作者支付版税。他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后，这成了一项“铁”的制度。四角号码检字法发表之后，王云五立即着手利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积累的资料，于１９２８年９月赶印出版了《四角号码国音学生字汇》和《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并在报上大肆宣传，称这是“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改编最流行的两部字典”。１９３０年他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编辑出版《王云五大辞典》，风行一时。此后又推出《王云五小辞典》等，上海的主流大报《申报》曾刊登广告进行宣传推广。这些工具书大都迭经增订，不断再版，总印量极为惊人，王云五的版税收入也是巨大的。

王云五不仅把自己的名字放入书名，还把那些靠自己的辛劳和才华赢得声誉的作家的名字放入书名。除了以此表明对著作权和树立个人品牌的长远考虑，当然也为了实现他们长远的版税收入。从实践结果来看，这是双赢的格局，商务印书馆赚了源源不竭的出版利润，作家也是盆丰钵满。

新中国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基本稿酬制度。这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经济痕迹且具有行政强制色彩的稿酬制度，不利于繁荣出版业和提高作者的收入水平。基本稿酬制度规定按照每千字若干元的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表面上是按劳分配，实质上是“一刀切”。这和长期以来我国分配体制的单一性有很大的关系。出版业是一种内容产业，书籍和其他产品不一样，不能论字数来核定它的价值，两本字数相同的书籍，对文化的贡献可能相差甚远，因此，按照相同的标准支付作者稿酬是不科学的。出版管理部门曾经几次想以提高稿酬标准的办法来刺激出版市场，但始终收效不明显，特别是不能有效地提高出版物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稿酬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１９９９年４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改以往政府指令性原则为指导性原则，对稿酬只提出相对的参考标准。《规定》提供了三种可选择的稿酬方式，即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以及一次性稿酬，并且明确指出一般情况下作者与出版社可通过出版合同自行约定付酬方式和付酬标准。随着稿酬制度的放开，出版市场相应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局面。版税制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出版市场的稿酬方式。１５５７年，英格兰国王玛丽·图杜颁发给当时的出版公司许可证，相当于赋予出版公司一定的垄断权利。这就是版权的初次出现，也是版税制的最初来源。

在欧美出版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版税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版税制的抽成方式把出版社利益和著作者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依靠写作致富的作家非常珍惜自己的权利，也深谙如何利用这种权利，因此出版市场的繁荣也相应地推动了文学和文化的进步。英国作家狄更斯是版税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巨额的版税不仅刺激了他的创作激情，也促使他积极为国际间相互承认版权而奔走。在国家出版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借鉴王云五等先贤们的实践经验和欧美出版业版税制对于我们十分有益。

■张麒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