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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战略跨越与重大突破

2019-10-30 11:28 来源:深圳特区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不仅使深圳清晰了向前发展的基础与动能,还让深圳更加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魏达志

提要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建设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时点,深圳需要努力实现若干个重大突破。一是实现外向型政策体系向开放型政策体系的突破。二是实现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共同发力的突破。三是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体系完美结合的突破。四是实现自主配置全球性优质资源制度创新的突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不仅使深圳清晰了向前发展的基础与动能,还让深圳更加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1.

改革开放4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国家还是深圳经济特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

首先是人类社会文明方式的重大变化。人类社会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未来将向科技文明与知识文明方向演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从一个基本上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到基本拥有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再到倡导创新创业,开始拥抱科技文明并逐步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过渡,深圳经济特区的跨越式发展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之中,一路都是开拓创新、脉络清晰、披荆斩棘、首当其冲。

第二是国家基本经济形态发生的重大变化。开始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开放型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的一种经济体制与经济模式,它更加强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协调与开放,强调市场经济对国内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全球性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发展,强调全球性经济运行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准则,并强调国家在世界分工与协作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先行先试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第三是改革开放路径与方式的变化。我们正在经历由过去外向型经济时代的“招商引资”到现在对各种经济资源和优质资源的“资源配置”,无论是行为主体、发展内涵、路径方式还是行为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表明了改革开放的路径与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四是城市发展内涵和性质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承载的使命、责任、担当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城市发展的内涵与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前我国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现象及发展趋势已经越来越受到全球的瞩目与关注,特别是深圳已经开始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特区,转变成国际性的中心城市,并拥有对城市群强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及其引领发展能力,因此形成了由过去的试验区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转折。

2.

先行示范区三大时段的战略跨越

《意见》对深圳经济特区的任务非常明确,深圳责任重大。

一是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根据《意见》指明的第一时段,到2025年,深圳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现创新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如果仅仅是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方面单体突破,现在华为一家企业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能否实现整个城市的创新突破,则要求我们在全球性市场上自主配置创新资源与孕育创新主体方面实现新的跨越性发展,需要拥有若干家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说在城市创新方面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二是到2035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意见》指明的第二时段,即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

中央要求深圳在高质量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方面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个时候,我们要有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实现自主配置全球性创新资源,而且能够拥有更加合理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因此我们需要一大批品牌企业与品牌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并形成全球性的研发、生产与营销网络,才有可能在综合竞争力上处于领先水平。

三是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即《意见》指明的第三个时段,深圳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深圳要成为全球性标杆城市,要求我们对深圳的方方面面实现全面的突破,包括经济、金融、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突破,即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深圳要建设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并能够成为强国代表的全球性标杆城市。

3.

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若干重大突破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建设先行示范区的重要时点,需要努力实现若干个重大突破。

一是实现外向型政策体系向开放型政策体系的突破。“外向型经济”代表着过去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对外竞争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优势和低端的加工工业基础优势,我国通过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形成经济大国的规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没有形成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更加开放、创新、自主、高端、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以创新驱动为动力构成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由传统比较优势向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的转变,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首先一定要实现外向型政策体系向开放型政策体系的突破,由过去的倾向型政策向普惠型政策转变,由扶持型政策向激励型政策转变,由刺激型政策向常态型政策转变,由杠杆型政策向稳定型政策转变,由随机型政策向战略型政策转变,由应急型政策向系统型政策转变,由内向型政策向开放型政策转变,由应对型政策向长期型政策转变,由依赖型政策向创新型政策转变,由单一型政策向协同型政策转变,通过整个政策体系的改革、创新、改造与提升,为更好地建设先行示范区保驾护航。

二是实现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共同发力的突破。政府调控即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财政手段,实现经济结构相对平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政府调控作为系统的政府工程,主要是发挥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而市场调节是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经济的运行方式。实现市场有选择并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即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使企业生产经营与市场效率效益直接挂钩与直接联系,并促进市场的竞争与繁荣。

但两种调节方式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必要实现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进一步结合。中央对深圳未来的战略性定位与发展路径已经明确,深圳要思考如何完成这些使命及其承载责任的主体。因此,深圳能否继续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能否继续实现政府要素与市场需求的相向发力,能否继续创造适宜市场主体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能否继续保持吸引世界优质要素的城市魅力,能否继续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前赴后继的市场力量,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考验与新的突破。

三是实现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体系完美结合的突破。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离不开诸多子体系的建设,比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创新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技术扩散体系,还有政府创新政策的政策导向体系,有提供风险投资的金融支撑体系,有培养创新人才的人才培育体系,有提供技术交流和市场服务的科技服务体系,有建立创新氛围和环境的创新文化体系,有技术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创新转化体系等等。这些子体系构成的创新体系均环环相扣、相互依托,而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依托这些子体系。

深圳能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强化核心引擎功能的城市,要求我们在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展的前提下,迅速补充城市知识创新体系的缺陷与不足,在强化技术创新体系的同时,加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的步伐,实现大科学的大布局,加速形成高规格的知识创新体系。要加大力度发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等。

四是实现自主配置全球性优质资源的制度突破。全球性优质资源,包括全球性的自然禀赋和人力资本。在当今世界,自然资源虽然重要,但占有科学技术和人才优势的人力资本则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种能够有利于配置全球优质资源的体制优势。

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自主创新,一是精神层面上的自主创新,以打破封闭思想的精神枷锁;二是法学层面的自主创新,实现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三是制度创新层面的自主创新,以优秀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配置全球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资本资源、优质资源等,只有形成新的资源配置制度,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对全球性创新资源的自主配置和可控发展,这些都将是示范区必须实现的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实现特区本土发展与香港、澳门、东莞、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一体发展的突破,实现全球性研发、生产与市场有效布局的突破。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

编辑: 战旗